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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赋制度与自由贸易|第1 　 包括土地分配、粮食生产、实物税、地租与劳役等等内容在内的贡赋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以现代社会的“经济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很没有“效率”且不符合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准则。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停滞与封闭的局面。依我之见，虽然统治集团基于政治强制力强行规划社会经济活动并不符合现代人关于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但是这种制度设计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意图，应该加以深入与同情的了解。 实行贡赋制度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激烈的经济竞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紧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分家与内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以贡赋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全国各农业区以及各手工业区的生产数量与种类，这跟人类早期历史上的男女分工一样，是为了达到政治社会上的目标——消除两性间或地区间的竞争，其次才是经济上的效率——追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物质生活上的富裕。 历代的贡赋制度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规定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否则，恐怕农民们都会去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粮食的种植面积与产量锐减，粮食的价格必将暴涨。只有国家的强制性进行粮食生产安排，才能保证最底层的人民也有粮食保障的基本权利。否则将导致饥民铤而走险，王纲解纽，天下大乱。 这种以政治与道德需要为最高标准而运转的经济体系与现代社会由利润驱动的经济体系相比哪个的成本更高一些，哪个更有效率，哪个更符合社会正义，实在难以定论。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与人本主义的社会政策在很多领域是不相容的，中国古人选择了后一种，是为了有饭大家吃，以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中国的土地一向就是超载了众多的人口，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但正是有众多的人口才使得中国文明承受住了历次惨重的打击——政治清洗与种族清洗，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 即便是在现代中国，这种有饭大家吃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要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实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按照市场导向来生产，按照私有制的原则来确立土地所有权，那么，根据某些人朝思暮想的美国的效率与标准，中国目前的土地就只能养活最多三亿人口。至于多余的十亿人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大概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所谓的公正与人道的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在这件事上一戳就现出了原型——不过就是无比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罢了！事实上，以仅占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不是最高的效率又是什么？ 如果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是以利润为最高的目标的话，那么，较低的粮食产量实极有可能比较高的粮食产量更能够获得暴利。如果中国现在只能生产出两亿吨粮食，那么根据供求关系的规律以及历史经验可以肯定，这两亿吨粮食的价格总量一定会比现在的五亿吨粮食的价格总量更高，可是其社会后果肯定就是民不聊生，人将相食了。 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全国性的经济大危机时，农场主们宁愿将卖不出去的粮食焚烧也不愿意将其送给饥饿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保持粮食市场的正常价格，因为分发粮食，将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与市场购买力，这对于农场主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看来，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经济效率与利润驱动的原则，完全是从货币经济与财务核算的角度来考虑的，根本就没有考虑人，尤其是一切弱势人群的需要、权利与尊严。 《粮食政治》一书的，著名的学者苏珊·乔治指出，美国的小农场的粮食单产比那些大农场的单产一般都高几倍。如果全美国的农场的粮食单产都能够提升到小农场的水平，那么美国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提高数倍，可以养活数倍的人，当然粮食的价格以及出售粮食的总收益也会按供求关系相应下跌，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益递减。那些大农场主之所以不把精力放在提高单产方面，也就是出于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动机。实质上，他们已经在经济权力结构中永久性的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优越地位，有比较大的自由选择的余地，根本就不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下功夫，其占有的土地的数量足以使他们谋取较高的利润。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以较低的投入来获取较高的利润，让那小农场主来承受不对称的市场成本。如果预测将发生全球性的饥荒，他们就可以提高单产以牟取暴利。 因此，努力消除兼并与垄断土地的威胁，保持土地国有的制度，使耕者有其田，使天下苍生俱得饱暖，这是一种明智合理的选择。正因为古代中国在土地分配与粮食生产制度上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内核，因此可以一次次地在毁灭性的灾难中再生，这也是古代中国的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创造了文化传统保持了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 与这些经济制度相应，古代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保守性质的国家，这一点遭到了很多人的猛烈攻击。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在技术先进的西方殖民强盗的手上吃了大亏。导致这种技术落后的结果其实这一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