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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文化成因与对策建议 　　摘 要：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是教育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制度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着不同的视角。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重伦理轻技术的传统文化、工业文明价值观的缺失及其由此导致的技术技能人才地位低下等不良的发展环境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强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改善职业技术人才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完善职业教育顶层制度设计。 　　关键词：职业教育；吸引力；新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朱雪梅，女，河南驻马店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57-04 　　职业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它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满足多元化教育需求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一个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敢忽视的力量。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普遍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所在，更是被发展中国家视为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途径。然而，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的“二流教育”形象仍然根深蒂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离、抵触甚至走向对立，并造成了内在的关系紧张，职业教育招生仍然是高考最后批次录取，成为学生“不得已的选择”。为何中国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热情高涨，然而社会民众却并不热衷，并斥之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成为教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新制度主义认为，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具有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基础下的路径依赖适用于解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为此，本文选择新制度主义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出路有所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观点与评述 　　（一）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整体和有机的方法 　　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在以前基于个人理性、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等一般制度研究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采用整体和有机的方法，认为个人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内含于文化之中，其核心是理解制度变迁和调整的过程。它强调权力关系、法律体系和技术在制度的形成中是关键的解释因子。”[1]而“之所以称之为新制度主义，仅仅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许多学者都怀疑对社会过程的原子论的解释，而都赞成制度安排和社会过程的重要性。”[2]新制度主义对教育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人们教育改革必须涉及学校组织的“深层结构”问题和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层结构”问题，教育制度的形成是改革目标、社会文化、价值与行为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与制度相互作用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构成，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共存于组织的环境中[3]。新制度主义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对象的范畴，将文化、行为规范和各种法规制度各自赋予其制度含义，“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4]人类行为、社会环境和制度之间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文化被作为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5]。基于这一思想，制度的含义得到了扩展，不仅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正式制度，也包含习惯习俗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体现在：在正式制度的主导下，作为文化、观念或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各个层次上制约着正式制度的实施推行。因此，能够被社会文化接纳与认可的正式制度可以得到顺利推行，而与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相冲突的制度则难以推行。因此，文化认知是制度实施的基础，制度变迁必然以文化的转型作为先导，只有制度安排，却缺乏文化基础和制度实施机制，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三）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又一核心概念，它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与创新的过程。制度变迁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常常表现为制度的完善；后者则是由政府法令强制推行的变迁，常常表现为制度改革或创新。之所以出现这种区分，则是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特性。正是由于路径依赖这一特性，制度变迁有可能正确而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失误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需要强大的外力作用或者政权更替才能够改变制度的无效率状态。制度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制度变迁的起点――历史社会环境，即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此现有的制度多是由原有制度变体和进化而来，正如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的观点，“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6]；二是制度变迁的环境――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观念因素，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可能出现的制度形式与此关系密切。正是由于在不同社会中存在历史社会起点、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等方面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