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文化选择.docVIP

艰难文化选择关于教材最普遍的定义，一般认为它是教师在教学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等。其中，教科书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教材。《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一书评析的语文教材编制思想是指语文教科书编制思想。 教材发展的本质是选择文化。教育的社会意义，是赋予社会成员以一定的文化，使其了解和适应这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秩序，并且获得在这一社会秩序下自我完善的能力和素质，这是一个自然人通过学校教育成为社会人的必由之路。因此，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人们无论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某一种社会秩序，还是创造和确立一种新秩序，总要对文化作出选择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能有效进行传播的教学内容结构，并将其具体体现于教材中，从而促成下一代对这一文化秩序的认同。这是教材为实现教育目标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也是教材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这一进程中，教材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具有何种价值取向，以及教材编者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关重要。人们在编写教材时，既要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考虑人的发展需要以及学科的发展趋势，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传统、现实文化背景和编者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百年语文教材发展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语文教材所反映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大的不同，但艰难的文化选择则是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一书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文化图景。 一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封建教育的解体，学校逐步实行分科教育。而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种文化的抉择。众所周知，我国自明清以来，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来抗衡早期的西学东渐。这种企图用与世隔绝的政策来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从而导致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形态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之间鲜明的文化势差。西方文化由于经历了近代科学的发展阶段，其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因此，伴随19世纪中叶外国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也形成客观态势，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板块开始松动，从而开始了中西两种文化直接冲突的历史进程。所以，国人在近代以来对文化的选择已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仅仅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就可以作出抉择，而必须面对中西两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诸多难题。显而易见，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我国近代语文教材的变革，绝不是单纯的各种语文教学内容的编排问题，而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其最终结果，近代中国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有原则地接受了有别于传统和国情的“西学”“西艺”“西政”等；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学”仍是立国立人之本。因此他们力图用“中体西用”的体用关系来包容两种文化。这一选择也必然影响到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早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想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其后，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第一条也这样写道：“编书纂籍，谨遵原奏专折。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中国学问为学堂所必须肄业者，分门编辑，派员办理为编书处。其西学各项课本，俱由译述西书，应由译书处一手办理。”中学西学，两驾马车，一本一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反映在教材编制上，就出现了新旧杂糅的现象。如清朝编译图书局的编辑们在编写《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就长久地陷入固守教育宗旨与发展新教育的困惑之中：要坚持读经就必须以中国古书为教学内容，但对儿童却带来了文言与口语、字画的繁简、内容的虚实等诸多不适应。同样，辛亥革命初期，商务印书馆在教材编制中面对如何对待新旧道德的问题上也矛盾重重，比如对女子教育，究竟是以贤妻良母为主，还是像欧美倡导的从业从政，教材编辑们也举棋不定。 不过，从总体看，我国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在对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中还是恪守民族文化为主的立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入选课文的外国作品而言，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且主要是优秀作品，如20世纪2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黎士礼介绍的《法国马赛革命歌》等，3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莫泊桑的《项链》，40年代入选语文教材的外国作品有法布尔的《蝉》、屠格涅夫的《乞丐》等。除了这些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品以外，语文课文绝大多数是我们本国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5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形成了我国语文教材引进外国作品的一次高潮。此后，我国语文教材中外国作品的比重急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教材中的外国作品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高。这表明我国的语文教材建设，民族文化，尤其是先进民族文化始终是主流。 时下，多元文化是一个使用十分频繁的概念，它是相对一元文化或主流文化而言的。过去，我们讲语文学科，讲语文教育，只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