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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比例探析摘要：引入量刑比例原则是尝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刑罚裁量的难题，探求刑事司法的正义，还给多数人公平。司法实践中，因为量刑幅度的存在，加之法官个体素质的差异，致使同罪异罚、量刑不当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量刑规范，特别是设定具体的量刑基准和确立针对不同的量刑因素出现时如何换算的量刑比例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量刑比例；量刑规范；量刑基准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其核心内涵是指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与执法对象所应承担的责任要合乎 比例。当然，对于比例原则究竟是所有公法的原则还是仅仅只属于行政法原则至今尚无定论，但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重点。对比例原则的引入或许更多的是想借助这个概念来厘定刑罚裁量的具体参数。关于刑罚能否用精准的数学计算这个问题，早在2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就给出了答案。贝氏倡导人们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犯罪与刑罚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精确度足以制胜迷人的诡辩、诱人的雄辩和怯懦的怀疑［1］，并且天才般地设计出了罪刑阶梯。 当然，对于刑罚的考量也许无法达到贝氏所要求的几何学上的精确度，但至少可以描述出一条相对精确的轨迹。基于此，量刑比例原则这一概念的确立一方面是早期理论的演化与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司法实践的催生物。所谓量刑比例，就是指在量刑过程中围绕量刑基准对出现的各种量刑因素采用数学方式所进行的合乎比例的协调与整合。首先，量刑比例必须以量刑基准为坐标，它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这个坐标；其次，量刑比例是对各种量刑要素进行糅合的过程；最后，量刑比例借用数学的方法得以确立，力求达到几何学上的精准。所以，量刑比例不仅是一个静态意义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意义上的过程。可以说，量刑比例原则是司法实践的产物。面对近乎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官或者同一法官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却能得出相异的但又合乎法律规定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困惑。当然，这不仅是法官或者法院的困惑，而且也是犯罪者和普通民众的困惑，而最终困惑的焦点则会定格在对“公平”的追问上。也许我们意识到了“困惑”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问题是怎样寻求解决的办法，还给人们相对的公平。由此，为这个被戏称为“橡皮筋”的自由裁量权寻找一个量刑基准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引入量刑比例原则的目的就是尝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刑罚裁量的难题，探求刑事司法的正义，还给多数人公平。司法实践中，因为量刑幅度的存在，加之法官个体素质的差异，致使同罪异罚的现象大量存在。因而，制定一个统一的量刑规范特别是设定具体的量刑基准和确立针对不同的量刑因素出现时应当如何整合的量刑比例原则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当务之急。单从概念上看，理解量刑比例的关键是量刑基准，因为量刑基准是确定法定刑与宣告刑的纽带――基准刑的依据。虽然确定量刑基准的标准有很多，学界似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量刑基准亦须借助于量刑比例才能得以细化，才能真正成为法官的操作规范。另外，量刑比例原则须借助于数学方式才得以确立，所以它首先要在每一对“刑与罚”中事先确定出合乎理性、科学的比例关系。不过与纯粹数学公式不同的是，还必须考虑到具体案件中可能出现的影响量刑的每一个要素，包括法定和酌定情节，以便法官行使裁量权时尽可能地找到固定的搭配模式。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有的法官成为操作法律的机器、有的法官成为依葫芦画瓢不愿动脑筋的懒汉。但是，即便没有如此细致、准确到数学化的量刑规范的指引，又能确保彻底杜绝机器法官和懒汉法官么？而且过于广泛的司法裁量权往往成为某些法官苟营法律的口实，成为司法腐败的天然温床。当然，确立量刑比例原则的目的不是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为法官更有效地进行自由裁量权搭建一个平台，疏通一个良性通道。正如培根所言，留给法官的思考余地最小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留给自己的独立判断余地最小的法官是最好的法官［2］。 二、量刑比例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及其功能 （一）量刑比例原则确立的必然性 1.源于司法实践的困惑量刑比例原则是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维护法律尊严、保障犯罪人平等权利这些神圣使命相伴而生的。如前所述，为什么同样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法院其裁量结果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官素质良莠不齐，各地司法水平不一。有些司法人员对司法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要在法律幅度内，就可以大有作为甚至为所欲为。这样一来，量刑畸轻畸重几乎成为并不少见而且必然的现象，结果造成的局面是：个别法官自以为是，心安理得；犯罪人呼号捶胸，上诉无门；旁观者冷眼相看，心虚胆寒。自由裁量权究竟路在何方？但凡有良知的正义之士，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正是司法实践中的这一困惑或称窘境，使得量刑比例原则的确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