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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严复三字理论中雅摘 要： 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奉为中国翻译界的标准，尤其是“雅”的标准，百年来褒贬不一，翻译界各执一词。本文对“信、达、雅”进行重新解读，结合雅学以及对 “雅”字翻译标准的评论，对严复求雅的翻译旨趣进行正面肯定。 关键词： 严复 雅 翻译 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对中国翻译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1898年，严复在他的《天演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后，“信达雅”之说便成了中国翻译所遵循的圣经。虽然这三个字的提出，为中国翻译界带来了一缕新的翻译气息，对翻译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对翻译标准的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严复三字理论中的“雅”，大家的意见更是褒贬不一，各执一词。有人认为，严复的雅“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是片面的追求古雅。我个人认为，其实这种看法同样是片面的，如果把“雅”等同于使用汉以前的文体，那么这条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显然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严复的雅，更是把三字论中的雅，孤立并且局限地进行分析。 或许是严复的三字论过于简单和精炼，致使大家都对它产生了许多误解。其实，谈起雅，可以追述到很久以前盛行的雅言。《尔雅》一向被视为训诂学之鼻祖，它是研究汉语词汇史，注释先秦西汉典籍的原始依据；它引出的“群雅”而形成“雅学”，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晋国公子到四方流亡，各辩士到各地游说，大家都没有感到语言方面不同而妨碍思想交流。从而可以说明，早在那时就已经有一种民族共同语（李行健，1985：18）。孔子首先主张使用“雅言”，他在教书及执行礼仪时，不用方言而用“雅言”。《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理，皆雅言也。”古人认为“雅言”就是正言，是古代的普通话，是当时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可见，严复的“雅”并不能那么单纯地理解成古雅，应该将它与时代、与历史相联系地去分析。 严复是我国近代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也是我国第一位介绍西方名著的翻译家，他想通过译书，打开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真正认识西方的精华。他所提出“信达雅”的理论，是统一完整的一个整体，因此，就不能过于独立地去理解“雅”，没有信达的基础，却一味地追求译文而雅，求雅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求信和达。“雅”是对艺术负责，既精炼又全面。严复所引《论语》中写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雅是应当有文采。“信达雅”的关系是互补的，“信”是核心，“达”和“雅”就是达到译文信的手段和方法。雅，同时也可以赋予典雅的意思，特指译文的体裁、结构和修辞特点构成的整体效果与原著相一致，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也就是再现符合原文的典雅风格（袁志广，2001：34―35）。雅和达、信是融合贯通、自然结合、浑然天成、缺一不可的。将“雅”单独去释意，本身违背了严复当初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缺少雅的译文是枯燥无味，缺少灵魂的。译文的感染力和效果要能达到与原文一样的力度，还是得依靠“雅”。雅是翻译境界的最高层次，是含蓄而深远的，其含义是十分微妙的，决不能按其表面意思理解。雅并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作为严复的翻译标准，同信、达一起的雅，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雅。 当然，严复提出的“尔雅”的标准，也是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服务对象的。“雅”如果这样加以理解，和现代的接受美学的观点颇为相似。接受美学这种理论把文学研究的中心从文本转移到读者，充分考虑读者的反应。王佐良先生曾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严复之所以选择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翻译标准中的“雅”本质上是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力。他了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心智即文化情态，也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寄希望于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想引起这些人来看他的译本的兴趣，最终达到“开民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为了投其所好，严复采用了典雅的古文形式，可谓是一位苦心的译者。这时严复的“雅”中实际上已经体现了社会效益原则。所谓“社会效益原则”，也就是“读者观点”。可惜后来人多把它理解为一味装饰文字。严复的做法正符合中国古典美学美善统一论中强调的文章的教化作用以及艺术的政治伦理功能的文学传统。严复采用“尔雅”的译法，一方面是出于“开民智”的主观自愿，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中国美学传统对其潜在的影响而形成的自发、两相作用，从而产生了一套独特的译法。“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雅是严复的招徕术”。（林璋，2000：3）。 当前还有一种言论，即“原文不雅，怎么能让译文雅”？更有甚者还将“雅”改变为其他的字来代替。王佐良认为，严复的“雅”与“信”紧密相连，“雅”不是美化，而是一种努力，严氏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