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苏联犹太文学中犹太性_0.docVIP

论早期苏联犹太文学中犹太性摘要：犹太性在犹太文学中的演绎揭示了犹太民族的根本特质。以鲍里斯 关键词：苏联文学 犹太文化 帕斯捷尔纳克 巴别尔 世界性的流散导致了犹太人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化特征的多样性。虽然早期苏联犹太裔作家被打上了“苏联文学”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犹太传统文化的特质，当我们重新回眸早期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这些犹太作家以其对人性精湛剖析和多元的内涵赢得了当代读者与文学界的好评。在这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有：鲍里斯 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犹太裔作家无不是在认同苏联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各种方式对独特的犹太文化资源进行提炼融合，从而赋予个人创作或鲜明或隐晦的犹太文化色彩；在将犹太命题标本化的同时，特定的文化机制和社会处境又促使犹太裔作家将犹太性消解和升华为对道德、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注，并与社会主义现实命题相结合，从而获得超越犹太文化自身而放之世界皆宜的效果，成为苏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犹太性在文学中的构成 对于当时的犹太文学而言，精神流浪意识、身份困惑与犹太宗教情结是构筑苏联犹太作家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中的精神流浪意识是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浪在其作品中的映射，身份困惑是不同社会文化元素碰撞的产物，而救赎心理则是对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理论进行深刻探究的结果。 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犹太民族辗转于世界各地，“流浪”作为一种固有概念贯穿犹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期间，犹太人为了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社会与文化的躁动总是持一种冷眼观察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其中，谨慎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着被马克“精神孤儿”的身份。 基于这种流浪意识的映射，苏联早期犹太裔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精神孤儿”的处境。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就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多半属于各种各样异化了的“精神孤儿”――流浪汉，孤儿，被抛弃的人，精神上的孤独者，极度压抑而不被理解的作家、教授或其他知识分子。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属于那种带有古典痛苦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觉得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视线中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但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规则，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名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在自我封闭中对人生价值的思索最终导致精神上的流浪。日瓦戈医生作为一个对生命意义锲而不舍探索的知识分子，显得与当时巨变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和拉拉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现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１］只有瓦雷金诺宁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才是他们心中的一线阳光，这当中包含了犹太教反本归源的思想，也反映出作者身为犹太人厌倦民族漂泊，对安静祥和生活向往的潜意识反映。日瓦戈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以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一大批犹太作家的精神写照。 对于犹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犹太人在传统与变革互相冲击下产生的种种困惑，体现出的强烈身份局外感和边缘感，犹太文学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描写。实际上，犹太身份的困惑可以引申为人类自我本质困惑，苏联犹太人渴望与异质文化进一步融合，但又为犹太文化本源及自我身份的逐渐丧失而产生失落感。而早期苏联主体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纳又并非一贯制，时常受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左右，呈现出冷热交替的发展轨迹，文化之外的力量常给它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悲伤。这种起伏不定的情况造成了许多早期苏联犹太作家对犹太身份的双重逆反心理。一方面，因回避原本身份感到丧失了精神支点，另一方面，试图与逝去的传统进行割裂，却又无法毫无顾忌地融入当前社会，彷徨之中又产生了回归犹太世界的愿望。在马尔基什的诗作《战争》中，女游击队员诺伊米忧伤地感叹：“森林(指她前往投奔的游击队)不希望犹太人心中有故国的深情……为什么甚至森林每前行一步都看见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为什么河川的条条水流都知道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这有谁能对我说清……”［２］在这里，马尔基什就是以这样的咏叹表达其基本的主调，寄寓了他对犹太民族自身境遇的困惑。 苦难、救赎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精神因素，在”上帝特选子民”与“精神流浪”双重束缚下的犹太民族眼中，“濒临绝望”是对弥赛亚信仰的考验，也恰恰需要犹太人对于人性、爱与信仰的坚守。突出强调人们经历磨难可以获得人生真谛从而实现道德的升华，强调苦难中蕴藏着生命力，这也是苏联犹太作家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阐述了对人类苦难与宗教拯救的深刻理解：“真正伟大的作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