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开始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doc

2009年12月7日开始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下称“气候大会”）无疑是近期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会议重点将围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碳减排）目标、减排融资机制、减排技术转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焦点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甚至争议。事实上，会前各国政府及相关各方已就上述问题展开多轮博弈，一些国家纷纷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宣布本国的碳减排目标，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外，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愿望和方向。国内外关于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拟就碳减排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进行简要的经济学分析。 碳减排将通过价格机制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还有不同说法，但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公布的数据，在六种主要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占全部排放量的76%，故此人们常用“碳减排”来表述温室气体排放，并用二氧化碳当量作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二氧化碳可来自于人类及动物的呼吸、火山喷发、森林破坏及化石燃料的燃烧等，但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燃烧，其约占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74.5%。由此可以看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在于碳减排，而减排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即传统能源）的使用。众所周知，能源不仅是经济运行的血液，能源行业本身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为例，虽然单位GDP能耗已从1991年的每百万元512吨标准煤降至2008年的110.2吨标准煤，能源成本仍占GDP的9.9%左右。在所有的能源消费中，含碳比例较高的传统一次性能源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9》资料，2008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含碳比例较高的石油和煤炭分别占34.8%和29.2%（见图1）。中国2008年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占比更是高达87.4%，自1957年以来仅下降了9.5个百分点。 　　一国的碳排放会影响他国的气候，这种负外部性的影响范围明显大于水污染、空气污染及酸雨等局部环境灾难，这也是各国联手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根本原因。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必须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失灵进行调节或干预，但干预本身亦应该采用经济手段并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碳减排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减排，主要是减少含碳能源消费（包括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和增加清洁能源利用比例）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增加碳汇，主要是利用森林来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也包括碳捕获和碳存储等技术的使用。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碳汇能力跟不上排放的增长，因而减排的意义就更加突出。 　　碳减排除有利于抑制气候变暖，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外，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且减排对于经济发展明显利大于弊。制约作用表现在，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排出二氧化碳。从这个意义上说，排放权即意味着发展权，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强制性的减排要求相当于在宏观经济中增加了一个“碳约束”，在加大经济运行成本的同时，还要求各经济主体在观念、技术、经营模式甚至消费模式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适应。促进作用则表现在，如果机制设计合理，对减排有足够的正向激励，必将极大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该领域，减排不仅会成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其本身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投资产品（如碳金融产品）。二是减排有助于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环境，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目前碳减排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碳减排的目的，除了应对气候变化目的外，一些国家还准备将其当作贸易保护的一项有效措施。一旦国际上达成某种形式的减排协议，承诺减排的国家就可以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不承诺采取减排措施的国家）产品的进口或对其征收碳关税。三是强制减排有助于经济结构特别是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善，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清洁能源成本还较高，一次性资金投入过大、建设周期较长，短时间内大规模应用还比较困难（见表1）。如果没有外部的强制性要求，企业及个人的理性选择必然是使用成本最低的能源。强制性减排要求会增加高碳能源的使用成本，在抑制高能耗（“高排放”的代名词）行业发展的同时，还会鼓励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这种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可以使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更趋合理。 　　从具体内容来看，碳减排是一个资金和技术问题，无论是减排还是碳汇都面临着成本和技术的约束。目前，世界上主要减排技术多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其中一些技术本身亦未形成规模化应用。发展中国家不仅减排资金不足（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发达国家未尽到提供资金的义务），而且还面临技术垄断和封锁。从市场化角度来看，减排能否成功在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