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制度与非制度路径：流动劳.docVIP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制度与非制度路径：流动劳 户籍制度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这项制度一直制约着中国的人口流动。而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促使这项制度不断地松动，就来说，户籍制度已不再是人口地域流动的最主要的障碍。同时，它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作用似乎也在减弱。然而，户籍制度对于社会流动的仍然显示出持续的效应，它导致了流动劳动力（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本地户口的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和过程有着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的异同，试图考查户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分割机制，如何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 　　背景和研究主题：市场分割与流动路径 　　目前已有的有关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资料已注意到，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具有一些特殊性。最近一些学者发现，流动人口出现了职业的和社会地位的分层现象（“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王汉生把流动人口就业人员区分为四大类：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王汉生等1997）。李强（1999，2000）和袁亚愚（1994）也发现，流动劳动力有着特殊的职业流动模式。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农民前次职业的业绩不能积累、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工作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上升的较少，这样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研究者们通常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所产生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的重要性要高于非流动人口。 （ lith 1990）那里吸收了“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 ）和“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nal labor market）等概念并加以重新构造，用以社会分层的结构。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系统是由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而不是由一个适用于全社会范围的单一过程来进行分层，因为市场不是统一的而是被各种制度规则所分割。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有着同样特征的个人——如同样的水平、训练资历、心理素质、工作努力程度等，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往往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酬回报，这就是由于结构分割因素所造成的（参见李春玲1997）。这类研究证实，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s ）。二级劳动力市场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first labor market or intenal labor market）的流动规则不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工资收入较低而且也没有职位晋升机会。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尝试采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近二十来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变化，但很少有学者采用这些理论来系统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 　　采用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遇到一些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割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分割似乎更为复杂。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二元经济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和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人员，享有不同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却有多重的分割机制导致了多元的分割格局。目前来看，至少存在着三种分割机制导致了市场的分割：二元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经济结构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乡分离和地区隔离的分割体系，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了具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体制内外或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体制内或公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就业者与体制外或非公有部门的就业者之间的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是指（专业性）人才市场与（非技术性、体力）劳力市场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与较少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 　　图1显示出在三种结构性分割机制作用下区分出的七种类型的劳动力。 　　在多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流动劳动力处于上述图表中的第七类，他们是体制外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力或半体力工人、自雇佣劳动者和小经营者，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职业上升流动机会少。有一部分流动劳动力就业于体制内（国有部门和集体企业），他们属于上述图表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但多数情况下是第五类，即虽就业于体制内但实际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并不享有体制内正式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