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行素女性形象分析研究综述.docVIP

研究综述 梅行素出现标志着茅盾时代女性系列形象创造的完成集中了茅盾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政治理念。丁尔纲称茅盾把梅行素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塑造，是时代女性群中“最具立体感和内涵”的一位，梅行素由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是横向的开拓，由教育界到政界是纵向开拓，此外又穿插着从封闭的四川到繁华的上海这一主要线索，是纵向开拓、横向开拓与内向开拓的统一。 对梅行素的研究最初将焦点放在易卜生对中国文坛的产生深刻影响下娜拉形象的嬗变上。1994年唐光早在《娜拉与中国现代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中称作品《虹》是茅盾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发韧的，首次将娜拉是梅行素形象的雏形这一话题引入研究，认为梅行素摆脱柳条牢笼的逃婚是娜拉为摆脱傀儡地位的离家出走在中国的演变，把梅行素追求自我解放发展的历程看作是现代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茅盾也被作者视为“研究妇女解放的最有建树的作家”。作者认为《伤逝》中的子君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无力的，茅盾因不满于鲁迅对易卜生主义的解读，将梅行素从追求个人自由到投身革命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和加入革命，突破了鲁迅把家庭作为落脚点的基准，更加深刻的解读了妇女解放问题。时隔两年，袁高远在《“娜拉”形象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嬗变》中将这一话题脱离了妇女解放，通过梅挣脱束缚的过程分析来解读这一女性。胡适笔下田亚梅对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顽固不化的父母的反抗，被袁高远解读为娜拉在中国的第一个演变，而子君出于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向往自由婚姻最终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陈白露因爱慕虚荣把对自由的渴望异化成对物质的追求，都被作者看做是因为没有独立生存能力所引发的悲剧。作者通过分析梅行素的人生经历，认为其形象承载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印记，是娜拉“人的觉醒”对妇女解放的一大启示。子君等人的出走，是以追求安稳的个人生活以丈夫为终点；而梅更像娜拉，首先是要冲出夫家，再投身于社会，去探求未知的人生和挑战。梅行素以出走为起点，通过自身的努力免于卷入社会的漩涡。从田亚梅、子君、陈白露再到梅行素，这一系列的人物最终能够走出悲剧，恰巧体现了女性寻求自身解放、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形成坚韧不屈的品格的过程。 历史因素与梅行素之间不容忽视的关系被于季文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的现实认识价值》中所提出，他认为是“时代”赋予梅女士眉宇间英爽的气氛和心高气傲的性格，女性的形象在时代的剧变下得以推到新的高度。大革命时代女性形象群较一般五四小说中的女性更具魅力，是刚健与脆弱的统一。这些女性以“现代主义”的人生态度追求理想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她们热切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婚后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或者是玩偶，将个人家庭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抛之脑后，将自己融入整个社会当中进行自我完善，并且通过革命改造自己的思想、促进自我的发展，同时也在无形中促进社会的发展，不失为“当代知识女性的一面镜子”。相反，余连祥却认为历史是对传统女性的制约，真正促使传统女性通向现代女性桥梁的是环境的改造力。茅盾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女性既承载着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双重毒害，又被传统的民族文化心态所制约。余连祥将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分为三类——“传统型”、“娜拉型”和“卢森堡型”。不同于前人的是他把梅行素归入“卢森堡型”而不是“娜拉型”。 传统女性如《动摇》中的金凤姐、《林家铺子》里整天担心家庭成败的林大娘，具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态的顽固性。“娜拉型”是以《幻灭》中的静女士为代表的“精神的流浪儿”， 她们一边被迫流浪，一边又以家庭为立足点寻找归宿。梅女士凭着一股勇气“往前冲” 的坚毅品格被余连祥归为“卢森堡型”女性的行列。梅行素身上有着被列誉为革命之鹰在反对的骤雨中英勇斗争，相对他人具有十分独特的见解。 进入21世纪，王晓春来定义《虹》，认为“时代女性”最能体现文学的时代性。与以前的研究者不同，王晓春，在两个截然对立的极端因素中洞悉人物的心灵，发掘梅行素的感情世界和人格意识。王晓春刘淮笔者认为，茅盾仅仅是借他人的生活经历作为故事进程的素材，真正塑造了梅行素这个人物的还是茅盾本身。 《虹》中虽然看到了易卜生对茅盾思想的贯彻，研究者也发掘出秦德君对茅盾的深刻影响，但不能不提的还有《红楼梦》在茅盾心中显而易见的地位，诸多学者都称茅盾的一些小说时常透出“红楼”的气息。茅盾对《红楼梦》可谓是爱不释手。梁桂认为《红楼梦》给予茅盾理解生命的智慧，“他笔下那些个性鲜明的时代女性，亦是在《红楼梦》的影响下诞生的”。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宣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茅盾在作品中也是褒女贬男，往往将美好的品质给予了女性，把一切能暴露女性弱点的因素则附加在男子身上，如柳遇春对梅行素的态度曾激发了梅的惰性，韦玉在爱情前犹豫不决的态度也一度让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