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多层原因.docVIP

从时代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多层原因摘要：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层原因，对于当今政府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失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G4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2 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当时军队开支庞大，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国库空虚，由此产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积贫”局面。其次，朝廷对外无力抗拒辽、西夏的侵扰，长期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形成了“积弱”的局面。 1069年（熙宁二年），初继大统年仅二十一岁的宋神宗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但变法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代变法中最有争议的一次。虽然历史的脚步已走过了九百多年，但对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始终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笔者拙见，试以时代的观点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一、变法触犯了传统官僚的利益，新学与旧学矛盾冲突剧烈 王安石试图通过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吏们却是因循守旧的多，锐意进取的少，可以说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王安石变法适应的土壤。 如青苗法限制了私人高利贷的发展，它以“国贷”取代了“私贷”，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募役法向不服役的官僚地主收取免役钱；方田均税法按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均输法通过国营商业机构，对全国商品实行强制性收购运销，限制了商人操作；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这些措施新法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大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推行新法的过程举步维艰。 当变法向纵深发展之际，以学术派别为核心在政治上产生了新旧两党的分野，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态度是非常激烈的，他对神宗说：“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而王安石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他说，“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较量，是大宋政界一场极其激烈及其重要的政治斗争。 二、用人不当、官场腐败，新法难以良性推行实施 经济改革颇有见地的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却颇多短视。王安石擢拔启用新人，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甄选和考核，导致变法中“小人乱政”，“奸人坏法”。王安石重用的吕惠卿、曾布、蔡京、李定等人，后来都是声名狼藉。如吕惠卿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当上了参知政事，后来他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事不成，“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告王安石“欺上要君”,以逼迫王安石下台，这不免给变法抹上了浓黑的一笔。 王安石在地方主政时，有些新法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全国推行时，却惨遭失败。新法中的市易法本意是为了打击垄断商人，稳定物价，帮助小商人，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政府买进那些滞销的货物，以备在物资不足之时使用和销售。但是执行的官员则强买强卖其中的畅销物品，低买高卖，大肆赚取中间的差额，形成了政府垄断。遭殃的当然不是豪强兼并势力，而是包括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在内的平民百姓。 三、“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加剧了农民生活的困顿 从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来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利国利民的。但王安石忽略了下级人员对上级政策的应变能力，导致一系列变法政策在执行时变了调、走了板，造成动机与效果背离，条文与执行偏差，使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以致民怨沸腾。 比如，青苗法的利率并不低，20%的利率，借100钱，一年到期后就需要还20钱，这个数字对只种地的农民来说算是相当高了。此外新法强行规定地方的贷款数额，因此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致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青苗法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民间高利贷收入转化为国家高利贷收入，增加了国家财政，除此之外，没有迹象表明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问题得到解决，事实上农民的生活依旧贫困不堪。王安石相判江宁途中，沿途所经茶坊庙宇、坑厕土墙、草舍窗间、驿站粉墙、亭子壁间等等，居然到处都是诽谤新政之语，可见变法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地质疑。 四、排斥打击反对派，政治上日益陷入孤立 王安石具有超出一般封建政治家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抱负，但却对变革环境的把握度存有缺憾。细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他忽视了民众舆论支持的重要性，不断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闭目塞听，日益孤立。 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王安石对敢言的谏官和其他官员，对民间的议论都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中垂吕公著等论新法，一台尽罢。”于是在变法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