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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强势成员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容摘要　本文以集体行动经济学为分析基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异质性假定，分析了农村强势成员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农村强势成员为了获得个人收益会组织集体行动；(2)强势成员的个人影响力与公共产品的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3)强势成员能够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史易成本并 降低其它成员的搭便车倾向。 关键词　农村强势成员；影响力；农村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焦少飞，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一直处于制度外供给状态。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并未得到更新，而且由于基层财政困难加剧，许多基层政府成为“空心政府”，即政府机构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缺乏必要的能力来实现某些既定的公共目标。这种情况下，农民自我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途径。实践中，自我供给的模式不外乎两种：个人单独提供和众人联合提供。后者涉及集体行动问题。笔者在观察和调查时发现，在联合提供公共产品时，有的成功了，有的则失败了。本文以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为切入点，试图对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因素做出分析。通过引入强势成员概念，本文认为，与没有强势成员存在的情况相比，强势成员的存在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成功，进而有利于小集团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 一、相关文献的述评 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并且当事人双方的谈判是自愿的，则通过自愿谈判来解决外部性引起的争端，其结果必定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中的“有效性”命题。根据“有效性”命题，不依靠政府，社会成员以自愿谈判的方式，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进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有效性”命题要成立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1)交易成本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易手段、交易工具与交易方式，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使得许多谈判无法发生。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交易成本随着参与谈判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2)集体行动问题。奥尔森(1965)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分析，认为群体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行为，使得“自愿谈判”非常困难，从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低效的。[1] 就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而言，基层政府“空心化”使得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农民自愿谈判解决，这其间就面临着交易成本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为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动进行分析，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基本理论及已有扩展。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分析小集团时认为，个人愿意提供边际单位集体物品的充分必要条件为：Fi≥dC／dVg，即个体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Fi)大于或等于最后一单位集体物品的供给成本(dC)占它给集团所带来收益(dVg)的比例。所以，在奥尔森那里，Fi在决定个体成员的行动上起着关键作用。奥尔森认为Fi，是集团成员数量(N)和个体成员规模(Si)的函数，即 其中Si指的是个体“从一定水平的集体物品供给中的获益程度”。按照奥尔森的分析，集体行动是很难达成的，即使是小集团，其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在达到最优水平之前就停止了。 但经验表明，小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克服“搭便车”的机制，由此导致的集体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要超过奥尔森模型所允许的水平。为此，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扩展。诺斯(1981)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人不再按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2]黄少卿、余晖(2005)引入声誉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中等规模集团可以实现提供集体物品的集体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一个集团能够给成员提供较大的声誉收益，那么集团成员愿意承担集体物品供给成本的可能性越大。[3]朱林可(2005)建立了榜样示范机制模型，他认为人们的搭便车行为是相互依赖的，搭便车的人越多，则人们的“搭便车”倾向就越强，反之亦然。[4]榜样示范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至少要有一个带头人，而这个带头人本身不是由其他榜样带动的，对于带头人存在着诸如荣誉、追求自我实现等激励机制。 上述理论扩展均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它们要么没有考虑成员间的交互影响，要么在分析交互影响时，没有建立一个具体框架分析其间可能存在的组织问题。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扩展的异质性假设人手，引入强势成员概念，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农村强势成员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二、基本模型 (一)概念的引入与讨论 本文将集团规模大小和成员差异化程度作为区分集团的两个维度。显然，奥尔森集中分析的是集团规模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奥尔森(1965)认为“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集团规模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