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通”微妙处境.docVIP

日本“中国通”微妙处境钓鱼岛撞船风波前后,日本各界的“中国通”处境微妙。他们或许很了解中国,但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他们不敢在日本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知华派”有四大类 “中国通”在日本也称“知华派”。日本“知华派”大致可分四类: 首先,技术官僚类,多指外务省等政府部门中拥有涉华经历的官员,日本媒体常称“中国学派”。外务省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形成的核心。这些人大多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对中国社会有较多研究,了解中国现实情况。他们提出的对华政策,多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政治人物类,多指政界中与中国接触较多的人士。如过去在两国关系中较为活跃的部分老一代政治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治家”和“政治官僚”有明显区别。在政治家群体中也有不少“知华派”。例如,现任内阁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其父亲早年担任驻华记者,“万里”之名源于万里长城。他本人对中国相当熟悉;又如2009年大选中首次当选民主党众议员的高邑勉,他2006年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回国步入政界。 政界“知华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实现双方高层沟通。高邑勉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2001~2002年,日中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当时,我作为议员秘书发现,在民主党甚至在自民党中,都缺乏与中国交流的可靠渠道,双方信息沟通不畅。这样很难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民主党中有很多人都是美国留学归来的,但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很少。” 不过,无论是技术官僚还是政治家,这些中国通只“知华”并非“亲华”,真正亲华的日本人很少见。他们当中也不乏对中国的各种批评,甚至偏见。 另外,由于与中国接触较多,日本的“中国通”常被日本保守势力和右翼攻击,被扣上“亲中”帽子。因此,有些“中国通”为避嫌反而会在决策过程中故意倾向保守。 其三,公共舆论类,多指媒体和学界的各类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社会舆论的对华风向。 最后,工商企业类,多指与中国有紧密商业联系,甚至有长期在华经历的财经高层。日本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即属此类。他们是目前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接近的主力,也是对中国涉日政策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的观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界决策。 “中国通”对华判断存误区 撞船事件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采访多位日本“知华派”人士,并一直提出相同疑问:中日关系全面回暖时,一起乍看并不复杂的事件何以最终严重恶化双边关系?记者通过采访获悉,某些“知华派”虽然在个人履历上接触中国较多,却限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对于中国存在较重的偏见或认识缺陷,而他们又往往能够影响日本对华决策。 例如,2005年中国出现大规模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后,日本部分“知华派”认为,只要中国出现大规模民众聚集,就很可能会将矛头指向政府,因此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内稳定的担心,会尽力避免与日本的各类争端升级,这将限制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选择,也将成为中国政府的“软肋”。这种观点在日本很流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与日本媒体对中国国内矛盾的长期夸大渲染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性。 这种流行看法在此次钓鱼岛撞船事件中也产生不良作用。在撞船事发之初,中国政府以非常克制的态度,谨慎处理这一事件。而日本部分“中国通”据此分析,中国政府是“担心事态扩大后会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出现反对政府声音”,才不得不低调以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决策层对华强硬处理此事的乐观情绪。 虽然整个事件刚过去,真实决策过程外界并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日方9月19日作出延长“拘留”中方船长的决定,背后应有上述判断作为支撑。否则,难以解释其在明知中国政府态度的前提下,为何还会做出攻击性如此之强的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采取一连串反制措施后,日方明显缺乏心理准备,也缺乏“后手”。这说明,其此前并无一整套完备的方案,而只是根据一时的判断冒进。 内部矛盾影响“知华派” 此次事件中,日本不同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影响了“知华派”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民主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不同派系权力斗争相当激烈。在菅直人派系以外的几个派系中,颇有一批与中国往来较多、联络渠道畅通的政治人士。但在当时民主党党首选举、党内派系斗争较为激烈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些民主党内其他派系的“知华派”人士作壁上观,等待菅直人“出错”。 其次,民主党与政府各省厅内部也存在矛盾。官僚一向是日本政府的实际运营主体。日本政府运行之所以在政治家走马灯般更换的情况下仍然不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定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但是,民主党上台后,强调“政治主导”,向中央政府各部门“派人”“要权”,限制官僚的决策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官僚阶层的反弹。再加上民主党确实缺乏执政经验,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