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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体改样本:蹒跚大部制“由于本次改革精简力度大,尤其是市科工贸信委等超大部门,在改革过渡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门副职超配的现象。”2010年7月20日,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福金对媒体记者说。 孙福金这番表态,是对此前曝光的深圳市科工贸信委主要领导“一正20副”状况的回应。至此,这场深圳舆情风波暂告一段落。 7月31日是深圳市大部制改革开启一周年。2009年7月31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广东省委批准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深圳大部制改革启幕。科工贸信委即属于调整后产生的“七大委”之一。 再过一个月,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庆典将隆重举行,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进入而立之年。而大部制改革被称为“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改革”。 “多出”98位局领导 深圳市科工贸信委主要领导“一正20副”现象,源自一年前启动的深圳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大部门体制)概念肇始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2008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机构改革率先启动,全国各省、区、市随后纷纷拿出机构改革方案,提速对接大部制。 2009年7月31日,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以全市干部大会的形式正式公布,与会政府官员的印象是,“精简、合并的力度超出想象。” 根据当时的正式方案,深圳市政府工作部门减少15个,精简比例达三分之一。进而整个政府架构被重新调整,组建了7个委员会、18个执行局和6个办公室,共31个政府部门。 改革前的46个部门中,只有7个没有编制方面的变动。原属市政府组成部分的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等12个机构要进行撤销或合并。这直接导致“多出了”98位局级领导。方案的第一道考验正在于此,直至现在仍引发了一场“一正20副”的舆情风波。 7月22日,深圳市政府一位年近七旬的已退休领导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新生的“七大委”,职能上本分别对接分管副市长,一把手原拟由他们担任。“但斟酌再三之后,为了稳定局级领导,采取了从现任各局局长中精选负责人的稳妥办法。” 查阅深圳市大部制改革形成的31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名单,可以发现,委、局单位副职领导数在2~4名的仅有农林渔业局(海洋局)一个部门,其余领导职数几乎全部超过5名,卫生人口计生委、科工贸信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副职人数甚至都超过10人。这与《公务员法》等国家有关规定明显不符。 深圳市委、市政府拿出过不少分流安置办法。比如,对需要分流的局级领导实行全市统筹安排任职,让达到一定年龄的转任同级非领导职务或提前办退,到市人大、政协等部门任职。 但广东省委组织部一位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局级领导的稳定任务至今仍然较重。“到现在,这些常规办法只消化了52名局级领导干部,刚过一半。” 处级受阻夹心层 领导干部安置,以往常常是一个层层分解、下压的艰巨任务,深圳大部制改革难逃此窠臼。在深圳市编办的安置序列中,98名局级领导之外,还有139名处级干部、199名科级干部及492名编内人员需要妥善安置。 “有很多处级领导,分流去担任市信访专员,抽调到大运会筹备部门工作,或者到基层街道挂职,到对口帮扶等地区挂职,还有几个被选派到市属国有企业任职。有不少副局级领导也采用了这些办法。”7月20日,深圳市编办副主任孙福金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 一些经历了大部制动荡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成了“上下无望的夹心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处级及其以上的干部虽有任职年龄的限制,却没有任职时间的限制。处级干部是典型的“能上不能下”。 深圳大部制改革后,一方面,不少局级单位内的处级单位并入其他局级单位,或者“下沉”到区级政府,这些单位的内设处级单位增多。 “局级领导安置尚且这么难,处级领导分流岂不更难?”深圳市宝安区工商局一位副处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为了给分流过来的处级领导“让路”,“局里很多50刚出头的领导就内退了,好点的留下来任调研员。”这样的举措在他看来,“堵了副处级干部上升的管道。” 向下分流的压力延续至今。2010年5月深圳市两会召开前,为了进一步安置分流处级领导,福田、盐田等区的处级领导“一夜间大轮岗”,“运动中产生的职位”有相当部分被这些处级领导填入。这对行政序列原本较为独立的区级政府,形成了领导职位方面的挤压。 “局级领导的任免权毕竟在省里,处级领导则在市里。”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一位不愿具名的部门负责人回忆说,在省编办当初的预设中一度担心处级干部将成分流安置夹心层,事后证明果然如此。“而科级领导和在编公务员的分流安置,则直接增加了人事安置矛盾的广泛性。” “后遗症”之忧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