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执政理念的一般性思考-第1.docVIP

　　对执政理念的一般性思考|第1 内容加载中... 　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三年，执政五十五年的历史及政治民主的演进过程，进行了一般性的思考，通过思考，切肤地感觉到，我们党能够直面现实，勇敢地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务实而本质的问题，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进步，在挫败中成长，的确愈来愈走向了成熟和坦荡、豁达和开明、明智和平凡。多年来笔者也不知深浅的在执政理念的问题上进行了一般性的深入浅出的探研，莫衷一是，但作为一种思想的火星或对民主自由和谐社会的欲望驱使，觉得很有必要写点什么。 人类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后，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一个突出的本质特征，就是广大公众需要的不再是所谓的权力致高盖顶的“统治者”，而需要的是最高公共管理者的精英们。如果再沿用什么统治阶级，什么被统治阶级，就不适时宜了。换句话说，公民大众要的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要的是公众心目中认同的公仆式的社会管理者。因此，在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问题的探研中，一定要把握好公仆的服务意识、领导的人治理念和统治者的高压集权心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三者在不同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以前，主要表现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在古代的封建“文明”向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则表现的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发展，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的公正、透明和和谐性，表现为政治上的强权色彩不断被淡化和弱化，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人文化，政治民主文明的最高体现也就演变成了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即一方面由纳税人供养的高级社会公共管理者（或曰服务者），一方面是所有产业经营者的纳税人（或曰被服务者）。二者关系的本质体现是人格上的绝对平等，也就是说所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或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在法律层面上都是国家平等（对等）的公民，充分体现全社会和谐的根本所在，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经济文明和人文文明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到此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已淡出历史舞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最终被强化的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因此，执政能力的建设问题，执政者的角色转换问题，都必须尽快地把握你在何种历史文明阶段扮演好何种角色的问题，超脱某种角色或某种角色的失位，都会反映在执政能力出问题上。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界定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三者有机结合，那么党的执政能力就应该体现在服务者的层面上。要丰富执政能力的内涵和外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作好由统治者向领导者向管理者最终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这样的转变在人类文明（特别是高层政治文明）进程中是客观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唤，因此这种转变是必须的不可逆转的。作为共产党的最高中央委员会通过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向全党昭示了这一转变的紧迫感、重要性和必然性。当然作为各级党政官员，完成这样的历史性的角色转换，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从过去利用手中大权一呼百应、致尊致贵、高高在上的权贵角色，一下子转变为毕恭毕敬、礼贤下士为公民大众服务的角色，必定会在内心底层遭受重重的一击，从理念上到思维方式上到身份外化等等诸多方面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谈何容易！另外对那些重权在握的达官贵人们来说，其既得利益的层面将会动摇，甚至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这种转变不能到位，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是摆设。所以说虽然要触动把自己以“统治者”、“管理者”自居的群体们的既得利益，扬弃他们以“统治者”、“管理者”自傲的伪善面孔，但也必须迫使他们从灵魂深处彻底转变，从执政理念的透明到人格的开明，从听政会到公开的被质询，从被弹劾到引咎辞职等。在树立公仆形象方面，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个人生活是非常大众化的，法兰西总统希拉克，今年到重庆走访，不住豪华总统套房，只住大众化的公寓，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是名声显赫的总统、总理，但他们在人格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平等而平和的公民心态。这才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服务管理机构的公众人物所必备的心理素质。 什么是执政能力？邓小平说：能够把握大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就是执政能力，这是非常精辟的论述。所以说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摇。一般而言经济搞不上去，执政地位就会丢失，执政党有可能被淡出历史舞台。但也不完全如此，有时执政能力很强但有可能被淡出，有的无执政能力，但仍可继续掌政。比如战后日本的自民党执政了38年，作了很多工作，战后重建，战争赔款，恢复经济建设等等，38年强大了经济，但到了93年下台了。经济虽然领导好了，但自身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搞好，造成了金钱政治，导致虽有执政能力，但执政出了问题。对日本来说不但经济要发展，而且要发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