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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企业腐败报告解析当今时代，腐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一个特定的现实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的腐败现象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对此有一种流行理论认为，在转型国家的许多体制仍然比较僵化的情况下，通过贿赂官员式的权钱交易，企业可以为自身的运作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由此产生的一个自然推论是，腐败行为在客观上为经济发展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这个理论由于完全不顾及道德因素和有悖于公众的常识理性而遭致多方面的批评。但种种指责更多是出于情绪化的考量，而少有深入、理性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银行的两位专家基于实证调查而对上述“腐败有功论”的否证就显得颇有价值。 这两位专家是丹尼尔Daniel Kaufmann）和宙尔Joel Hellman）。前者是世界银行学院负责国家治理和反腐败的专门部门的局长，国际上公认的这个领域的专家；后者是世界银行欧洲和中亚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都有在经济转型国家长期工作的经验，曾负责撰写世界银行关于转型经济中的反腐败问题的报告，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反腐败问题有着深入研究。 不久前，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覆盖80多个国家的企业调查，其考察对象主要涉及转型经济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按照腐败控制程度分别归入三个等级，腐败控制差的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伊拉克、苏丹等，腐败控制居中的国家包括墨西哥、菲律宾、韩国等，腐败控制好的国家包括智利、新加坡等。 在企业调查的基础上，两位专家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反对腐败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完成了一份题为《企业发展中的良政问题以及良政过程中的企业行为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研究表明，不但不同国家的腐败程度不一样，而且腐败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治理措施有效控制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反腐败很有借鉴价值。 暮春4月，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两位专家就此报告作了专题讲演。本刊记者参加了研讨会，会后又对两位专家进行了专访。考虑到调查报告较强的专业色彩，本刊记者在此对该调查报告进行解析式报道，以飨读者。 贿赂成本越高，发展速度越慢 假定孟加拉国将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1960年～1985 年间的单位资本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提高1.8个百分点，单位资本的收入会提高50％ 两位专家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且这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于自己所得。基于此，他们的调查首先从贿赂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入手。研究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取公司的销售和投资的年增长额这两项公司绩效的代表性指标比较，贿赂少的公司，平均销售和投资的年增长额都接近18％，而贿赂多的公司，此两项仅略高于8％。（见图表一） 调查报告认为，腐败会给整体经济增加额外的成本。腐败对某些企业的运营有好处，政府官员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本应该向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的公共品，比如产权的保护、公共设施、公平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等等，与此相应的却是其他企业没法享受这些条件。因此，这种“以邻为壑”的发展使得社会其他经济组成部分付出不充分发展的沉重代价。整个社会的不发展反过来又制约个体企业的发展。 更令人沮丧的是，政府官员预期到企业会通过各种形式的贿赂换取更好的经营环境，会设立更多的名目为自己创造腐败的条件。这种负反馈不但额外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更加深了社会总体的腐败程度。因此对于企业而言，贿赂成本越来越高，其发展速度越来越慢。 考夫曼和贺尔曼引用大量的其他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如果假定孟加拉国将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1960年～1985 年间的单位资本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提高1.8个百分点，单位资本的收入会提高50％。 考夫曼此前还与另一位合作者、哈佛大学学者魏尚进共同对75个国家的6000个公司进行两项独立调查，结果表明，支付更多行政贿赂的公司比那些不支付任何贿赂的公司在官僚身上浪费的时间更多。贺尔曼、琼斯（Jones） 和考夫曼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那些“上层腐败”更加普遍的转型经济中，企业部门的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程度更低，而对财产所有权的保障则削弱了。 成本增加的三个途径 腐败显著地减少了国内和国外投资，不合理地分配公共支出，损害了社会公平，这是整体经济额外成本增加的原因 专家们的研究认为，腐败增加社会成本有如下途径： ▲降低社会投资。腐败显著地减少了国内和国外投资，以菲律宾为例，如果该国将腐败水平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投资/GDP这个比率将提高6.6个百分点。另外，在引用魏尚进对20 世纪90年代从14个国家进入41个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后，考夫曼论证出，将腐败降低到新加坡的低水平，对外国投资的影响等同于将企业边际税率降低20个百分点。 ▲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