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权衡及弱势群体利益.docVIP

改革权衡及弱势群体利益新破产法的难产，让人鲜明地感觉到中国改革那种被迫“原地打转”的痛苦（参见本期《破产之变》）。一个自1996年以来几乎已经被识者从不同角度论述过无数次的基本道理――按市场规则让企业破产――在付诸立法以确保实施时竟如此艰难，既是改革进程的重大挫折，反过来又严重地阻碍了改革本身。 “时机不成熟”是对新破产法审议屡次被搁置的惯用解释。所谓“时机”之论，其背后含义是指在按市场法则进行破产时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按现时最流行的提法，长期以来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形成了政府对国企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他们当属最应当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但他们的利益应该如何去维护？是推迟新破产法的出台，还是推进社保制度――进一步说，是推进改革和还是延迟改革？ 现实的逻辑却是简单而且无情：归还“欠账”不可能依靠单个企业，应当依靠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需要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填不平，社保制度不完善，就只能靠原来的企业；而企业破产的钱如果用于偿还“欠账”，遵从市场规则的破产制度就永远建成无望――因为破产法的实质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形成企业运行的市场约束。事实上，这个恶性循环怪圈内的新破产法之屡屡受挫，让我们看到了当前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涉及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重大改革决策艰难，反复不定，最终影响了其他改革，益发损害了弱势群体利益。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个利益调整过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成为事实且传统意识形态障碍逐渐淡化的时候，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放在改革战略决策的高度去考虑，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弱势群体尽管人数众多，却因其社会角色的“边缘化”，难以像强势群体那样便于对政策、舆论产生直接影响力。而一旦与后者在利益上有了冲突，弱势者经常只能继续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并进一步弱势，其利益损失也只能越来越大。从道理和大局上说，没有人会公开表示不重视或不愿意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在实践中保护这部分人的利益非常难，因为保护会面对利益冲突。事实上，要真正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就不得不伤及各种强势群体利益――在各种改革权衡之中，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例如现在已成为各项改革之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早在1993年，就有学者与经济工作者提出，应当切出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入个人账户，以补偿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但因为种种原因，此建议一直未得到有关部门接受，以至于1997年国家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障体制后，一直入不敷出，目前个人账户亏空已经高达1000亿以上。至2000年上半年，有关方面终于统一认识，决定划拨近2万亿国有资产存量保障个人账户，然而计划制定之后至今无法真正落实，其中显示的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 当然，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非常具有可操作性，每一步的最大成功与最小成本均系于细节之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且改革中要考虑和照顾弱势群体利益，并非必须损害强势群体利益，因为改革的艺术就是平衡、协调与共赢。但应当承认，以往许多改革决策中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考虑不充分确是事实；而当弱势群体利益受到损抑已经相当严重、其与某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时，决策者应当较多地考虑弱势一方，下大决心及时推出保护其利益的根本改革措施。其成本，无论如何小于因这方面拖而不决、最后不得不延迟其他改革所作出的退让；更小于无视弱势利益最后可能招致的社会后果。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印尼的教训，已经极而言之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公平与效率，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认真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为了把蛋糕分得更加均匀，要牺牲蛋糕的多大一部分？不过，对于从计划经济转型并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国来说，这个命题有着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内涵。当前，中国面对的关乎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平问题，不仅涉及政府的政治信誉（例如归还老职工欠账）和基本责任（例如农村的一般医疗保障），也涉及市场制度的全面推进，亦即涉及效率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关键只在于怎样做起来，朝向正确的方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