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_郭沫若史剧叙述意图的追问_黄科安.pdfVIP

文文艺研究艺研年第年第22 期期 历史与现实：郭沫若史剧 叙述意图的追问 黄科安 剧作家从事史剧创作时，其“历史叙述意图”应该受到追问。从表层上看，郭沫若史剧创作似乎与他秉持的“五四”人本 主义思想的启蒙话语并无不同，但事实上，他对历史人物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构想和改写，已经成功地将“五四”的启蒙 话语运用到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去了，进而透过对历史人物富有创造性的构想和改写，以彰显自己的左翼意识形 态立场。不过，郭沫若本身还存在着人文主义理念与抗战时期的左翼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矛盾和裂痕，这就造成他忽 视基本史实、不断地修改剧本的现象，最终导致日后学界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 抗战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催生了历史剧创作的繁盛局面，而在当时的史剧作家中， 郭沫若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这一期间先后创作了 《棠棣之花》、《屈原》、《虎 符》、《高渐离》（原名为《筑》）、《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剧，这是他继20世纪 20年代诗集《女神》创作后又迎来的一个新的创作爆发期，为中国现代史剧的发展开创了新的 纪元。 那么，如何评价这六部历史剧呢？这涉及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叙述意图。1942年春，郭沫 若创作出史剧代表作《屈原》，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文化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诗人徐迟在读完剧本 ① 后，“激动万分，遂至失眠”，于是写了一封与郭沫若商榷剧本创作的信 。徐迟主要对剧本第五幕 中屈原的“风雷电”独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屈原》第五幕第二景风雷电的 自语），我不赞成，因为这是KingLear（李尔王）”；其次，“依据屈原的性格来说，他也不是暴风雨 的性格”；更何况，“《屈原》多份是抒情的，也许更多是哲学的”。因此，徐迟主张要以屈原的《天 问》代替这段“风雷电”独白，并且对于自己这样的设计，有着一种美妙的文化想象： 暴风雨是dramatic （戏剧的）而且theatrical （剧院）的，但你一定同意，好像Dryden （屈 莱顿）在那篇论诗剧的文章里所说，戏剧的精华在诗的里面， 《天问》尽可以不投合近来那 84 历史与现实：郭沫若史剧叙述意图的追问 大量的时髦而注重生意的剧作者的胃口，若你把《天问》构制起来，我相信，你的诗句是天 上的静静的夜的大戏院里，那些星座一样灿烂，无穷的灿烂的诗句，能使听众晕倒。 ② 然而，郭沫若并不认同徐迟的观点 。他承认自己的剧本《屈原》确实与莎剧《李尔王》有相似之 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屈原是与雷电同化了，而李尔王则依然保持着异化的地位，屈原把自 然力与神鬼分化了，而李尔王则依然浑化，屈原主持自己的坚毅，李尔王则自承衰老。”至于徐 迟提出以《天问》代替“风雷电”独白的修改意见，郭沫若对此谈了自己的理解： 《屈原》是抒情的，然而是壮美而非优美，但并不是怎么哲学的。读他的东西实在是苦 闷得很，是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因此，写他时不敢过分的清新。向雷电泄愤一景 本来就是从《天问》篇得出来的暗示，那里有“薄暮雷电”的一句，因而幻想成了那一景。本 来也很想把他的《天问》问些出来，但那一共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不能像《招魂》那样译成 今语，同时并没有包含多大的哲学成分，为求全剧的气氛的统一，我便抛弃了个别译出的 办法，而采取了其中的暗示，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 从表面上看，徐迟与郭沫若的论争似乎是针对剧本创作的某个具体问题，其实更深层面的是 这些意见背后的作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徐迟站在人文主义立场，追求精致的文学趣味，欣赏抒 情诗剧的优美意境，因而也就必然要排斥无遮拦的情感的泛滥和宣泄；而郭沫若却有鲜明的 政治态度和功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