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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地理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许政 陈钊 陆铭*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里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而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则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关键词：空间集聚，市场分割，城市经济增长，“中心-外围模式” 一、引言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全球资本与中国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断结合的30年。这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带来了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的依据。本文将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模式，这对于合理规划未来中国城市的区域布局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空间集聚和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Neary, 2001)，本文将利用1990-2006期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地理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城市的层面上展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于回答：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我们发现，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和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确呈现出“中心-外围”理论所预测的“∽型”，并且，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的确限制了城市间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 本文第二节首先回顾了现有的研究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活动影响的文献，并由此说明本文的贡献，第三节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估计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研究表明，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经济发展更快(Ho 和 Li, 2008)，这可能为“中心—外围”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实证依据 “中心-外围模式”源于Von Thünen（1926）创立的“孤立岛”城市土地利用模型，Henderson (1974)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城市体系，在此基础之上，Krugman（1991）建立了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 “中心-外围模式”源于Von Thünen（1926）创立的“孤立岛”城市土地利用模型，Henderson (1974)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城市体系，在此基础之上，Krugman（1991）建立了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新经济地理学将这一模型广泛用于分析城市层级演化和区域空间分布。 “中心-外围模型”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形式化在城市体系的动态演绎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城市层级的出现，也就是城市按其市场潜力大小呈现系统的层级关系(Partridge et al., forthcoming)。 但是“中心-外围模型”非常难以分析，以至于文献中绝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是基于数值模拟，其中如Fujita and Mori (1997), Fujita et al. (1999a)所示，在单中心的城市体系中，是到中心城市距离和当地市场潜力之间的“∽型”曲线关系。该曲线表明，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集聚的向心力占主导，市场潜力开始下降；随着距离以及运输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逐渐发挥主要作用，市场潜力由下降转为上升；随着距离近一步增加，最后市场潜力再次下降。 在Fujita and Mori (1997)的模型中, 靠近中间品的提供商和顾客降低了厂商的交通成本(Venables, 1996)，规模经济也可能存在其中(Fujita, 1988)，因此越靠近集聚中心的地区市场潜力越大；然而，竞争加剧又会导致经济活动呈现离散的趋势 (Krugman, 1991; Combes, 2000)，那些距集聚中心一定距离的厂商由于交通成本难以和中心地区的厂商竞争，可能只能提供基础的产品和服务以降低竞争。随着到集聚中心距离和交通成本的逐渐增加，那些远离中心的厂商由于竞争程度的下降以及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周边的小城市可能只能服务当地人口，而中心的大城市能向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包括小城市提供服务(Krugman, 1996)，从而导致城市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层级模式(Fujita and Thisse, 1996)。 由于城市的市场潜力与其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由“中心-外围模型”引申开来， Dobkins Ioannides (2001) 提出城市体系内部的空间关系可能呈现非线性，尤其是 “∽”型的特征，并试图同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加以捕捉。因此，考虑城市间距离、经济水平、城市层级中的地位，直接检验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逐渐成为实证检验集聚经济(Hanson, 2001)和城市体系的一个分支 (Part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