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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方面探究探索《内经》成书年代【摘要】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理论,从音韵、引用情况和术语等方面,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讨论,认为其主要部分应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 【关键词】黄帝内经;语言学;成书年代;春秋战国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我国历代名医无不精读此书,从中获得营养和灵感。今本《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两书既没有题作者,也没有题写作年代。因此,关于其成书年代问题,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包括黄帝遗书说、战国成书说、战国末年至秦汉初年成书说、西汉成书说、东汉成书说和魏晋成书说等,一直没有定论[1]。本文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语言学理论,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了讨论,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1 从音韵推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汉语为表形语言,汉字与具体读音脱钩,使得解析字音殊为困难,又由于古代并无音标注释字音,因此,要从音韵学角度来推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存在相当的难度。不过,此前许多前辈学者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钱超尘先生[2]在《内经语言研究》一书中从音韵学的角度,论述了《黄帝内经》成书于汉代,“七大论”成于东汉。 运用与《内经语言研究》相同的方法,笔者通过查验先秦典籍,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明”字在先秦就常与东部、冬部、中部、侵部、蒸部、真部、耕部字相押,既读作“máng”,又读作“míng”。如《尚书#8226;大浩第十二#8226;周书三》云:“绍天明。即命(耕)。”《尚书#8226;洪范第十一#8226;周书二》云:“貌曰恭(东),言曰从(东),视曰明(阳),听曰聪(东)。”又如《孟子#8226;梁惠王章句上#8226;第七章》云:“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真)焉。”再如《庄子#8226;外物》云:“惠子曰:无用(东)。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在先秦时期,“明”字“máng”之音作为雅言,在诗歌和政府正式文告中使用。而“míng”之音一般作为方言,在散文和口语中大量使用。因此,《黄帝内经》中,“明”字入韵情况与先秦典籍没有明显差别,不能据此作为《内经》成书于汉代的依据。 2 从引用情况推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古人著书行文,措辞有例,比如引用就是其中的一种。引用是在说话行文中援引俗语、故事、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手法。根据是否说明出处或来源,分为明引和暗引。《内经》常用这种手法,如《素问#8226;征四失论》云:“呜乎!窈窈冥冥,孰知其道。”其中“窈窈冥冥”,出自《庄子#8226;在宥》,说明医学理论的微妙和高深。 再如《素问#8226;宝命全形论》云:“见其乌乌,见其翟翟。”则是出于周武王伐纣时的一段传说。如《史记#8226;周本纪》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内经》取此象来比喻用针,即:用针者要平心静气地观察患者行气的变化,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下针治疗。 《黄帝内经》所引用的典故与言辞基本取自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或民间传说,从其成书时间的上下限来说,不会早于战国初年,亦不会晚于西汉[3]。 3 从术语“气”推断《黄帝内经》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中提到了1700多个“气”字。这些“气”是多层次、多涵义的。既讨论了被古代哲学家称为万物本原的气,又讨论了自然界的四时阴阳之气,而更重要的是将哲学之气及自然之气引入到医学领域,并系统讨论了人体之气。《黄帝内经》的人体之气包含了生理、病理和心理层面的气。 其中,《黄帝内经》用“神气”来统称人的生命活动,其中包含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将《黄帝内经》中所论之“神气”与先秦诸子所论之“神气”作一比较,我们发现《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应与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不远。 《四气调神大论篇》云:“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飨泄,奉藏者少。”即通过顺应四时特点调节形体活动、起居作息、精神意志以调养五脏之气,使之与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及万物的生、长、收、藏相统一,达到“从其根”而“苛疾不起”的目的。 这些思想是深受先秦诸子,尤其是道家思想影响的。如《老子#8226;第五十五章》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气”可由“心”所使。不论是心所宜的状态,还是不宜的状态,都统括了行为和心理两方面的内容。再如《庄子#8226;庚桑楚》云:“欲静则平气,欲神则顺心。”通过对“神气”术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心”有形成和控制人各种精神心理的功能,这一点和心主神明有相似之处。 总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