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产阶级幸福生活.docVIP

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 文_本刊记者 甄静慧 每当华灯初放，霓虹迷离闪烁，属于都市夜归族的“生活”才刚刚从暮色中开始。Diaan总爱在加完班的夜晚走进深圳那一间间藏在城市迷人灯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换盏，无非为卸下白天的疲惫和面具。 曾记得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不过是大鹏湾畔一小镇，生活悠闲而不起眼。然30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争相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昔年小镇也成为了高楼林立的都会。 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 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中产”的焦虑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超过50美元/平方米，堪比纽约。 2005年，高林应聘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 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 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有少努力。 “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 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 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价值裂变的时代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 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 19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灵危机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