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兴衰拉美启示.doc

中产阶层兴衰的拉美启示 郭存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将从2009年的1.81亿分别增至2.51亿和3.13亿。 　　 　　近年来，中产阶层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发达工业国家遭遇中产阶层问题，甚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也演变成一种挑战。传统上赋予中产阶层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正日益走向其反面，沦为一种不稳定因子。 　　2011年震撼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示的不仅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力量和不满，也凸显美国这一中坚群体的困境和脆弱性。在瑞典、希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传统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也患上了一种焦虑综合征，失业、不平等和福利危机同样侵蚀着他们的欧洲梦。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虽然发展后劲很足，但在当前整体国际环境不佳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一系列的发展挑战。 　　和东亚相比，拉美的中产阶层更是经历了诸多“成长的烦恼”。尽管最近十年，经济的稳定增长推动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和中产阶层的壮大，但社会的稳定性似乎并没有随之增强，反而有所弱化。2011年著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Latinobarómetro)的调查显示，尽管拉美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都下降了，但社会的不满情绪却明显增加了，整个大陆都充斥着“进步的不满”。 　　事实上，这种相逆的变化根源于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智利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无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发达工业国家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和新兴市场国家“成长中”(emerging)的中产阶层遭遇的公共服务赤字，汇聚成全球的“中产阶层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Naím)甚至发出了“中产阶层冲突即将到来”的警告——未来几年，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由中产阶层的不满激发的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将日益凸显。这强烈地预示着解决中产阶层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而过去几十年里，拉美中产阶层的兴衰沉浮无疑为当前世界，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中产阶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某种镜鉴。 　　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种“拉动”(pull)作用的话，那么社会政策则无疑发挥了“推动”(push)和巩固的作用。中产阶层的复兴重新燃起了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萌生的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梦想。 　　拉美是发展中世界里工业化起步较早、中产阶层形成也相对较早的地区。当前全球面临的这种中产阶层困境，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多数国家都已经遭遇过。因此，探索和观察拉美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非常有必要：以此为参照，既可以反思过去，又可以映照未来，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来说，则更具有特别的意味。可以说，拉美中产阶层的演进历程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中间社会群体成长的典型映射。总体来看，在过去的70年里，拉美的中产阶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一种U形的演进过程。 　　(一)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 　　1940年到1980年是第一个阶段，即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阶段。在拉美，中产阶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殖民地，特别是独立革命以来，拉美各国基于商品出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专门服务于出口的经济大幅扩张，并随之深刻地改变了拉美的社会结构，不经意间催生了一个服务并依附于出口部门利益的中产阶层群体，比如公务员、管理者、律师、会计师和办事员等。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特别是与外部市场联系紧密的国家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制造业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拉美社会结构的持续演变。 　　到1930年前后，尽管土地和商业精英仍然是拉美社会的主导，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城市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幅明显加快。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形态。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转型和国家作用的增强，以及城市化和公共教育的扩张，拉美的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中产阶层经历了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进程。 　　1940年到1960年间，拉美的职业结构中最明显、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雇主、独立专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办事员、医疗工作者、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现代服务业者的大发展。这一时期，拉美中产阶层的平均规模从1940年占就业人口的15%，分别上升到1950年和1960年的19.4%和21.2%。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拉美的城市职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时期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独立的专业工作者和小企业主让位于公共机构或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