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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组织与管理 张 昕 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 2.3 交易-制度范式 2.3.1 交易成本模型 2.3.2 制度结构模型 2.3.3 社会功能模型 2.3.4 社会冲突模型 2.3.1 交易成本模型 交易成本模型是从经济学领域发展而来的，并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作为分析单位，交易成本的组织模型来自于奥利弗·E·威廉姆森的开创性研究。1975年在其《市场与层级》一书中，威廉森把交易成本经济学描述成为： 交易成本模型的出发点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或交换。它假定个体的行动是为了谋取私利，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我们知道，简单的交易是“当场”成交的，而且是在自由市场中发生的。后来，简单的市场被更复杂的、更不确定的情形所取代。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简单的信任关系越来越成问题，由此导致了组织（层级制）的产生。 组织被认为是对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的反应，而这些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潜在的交易伙伴的不确定性。将交易成本纳入组织的层级制度，就可以通过直接的监督、审计以及其他控制机制来监控组织行为。由于组织行为受到雇佣契约的限制，因此，层级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或者至少有助于控制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无疑加深了社会学家对组织的认识，一些学者试图把该模型整合到他们对组织现象的分析之中，另一些学者试图反驳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就前者而言，1988年，罗伯特·G·埃克尔斯和哈里森·C·怀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在内部利润中心交易中的价格与权威”一文中，指出组织内部也有交易成本，而且可能会超过外部交易的成本。 就后者而言，1985年，马克·格拉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性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经济交易实际上是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同于市场-层级的制度框架，格拉诺维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交易与信任有关，这反过来又与社会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有关。 与此同时，马克·H·拉泽尔松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题为“小型厂商的组织增长：市场或层级的结果?”一文中，部分地推翻了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拉泽尔松发现，意大利的小厂商，通过纵向和横向一体化进行扩张。这些由大公司控制的小厂商，通过合同契约的关系，使得自己免于外部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内部市场替代了层级制度，发挥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 2.3.2 制度结构模型 1949年，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在其《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与草根阶层》一书中指出，组织最重要的事，不仅在于组织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更在于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进一步来讲，他认为组织结构好比是一个有适应能力的有机体，不仅对参加者的特征和责任做出反应，而且也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出反应。针对参加者在组织中发展的一系列共同的责任和目标，塞尔兹尼克强调指出，这表明了制度化的重要性。 就塞尔兹尼克而言，组织的制度化是指一个价值中立的过程，从不稳定的、组织松散的或有限的技术活动中产生出有序的、稳定的和社会的整体模型。制度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一过程，使结构或行为变得有价值，并超过技术的需要。在组织面临从环境而来的外界限制和压力，以及人员、利益及其非正式关系的变化时，制度化责任便发展起来了。尽管制度化的程度在各个组织中都有不同，但是没有哪个组织能完全避开外界和内部的压力。 1983年，保罗·J·狄马乔和沃尔特·W·鲍威尔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题为“铁笼的重访：组织领域中的制度同构与集体理性”一文中指出，制度同构是组织采用现有形式的主要原因，这是基于对技术不起决定作用的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狄马乔和鲍威尔认为，理性化与官僚化背后的推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是韦伯的本意，而官僚化则是一个禁锢人性的“铁笼”。 制度结构模型认为，组织是各种资源的结合体。它们具有一定的目的，并在相当时期内持续存在。一定程度上讲，组织是以层级体制的方式来协调的。组织既可以采用商务合伙制或股份公司制形式来追求经济目标，又可以采用政治组织或利益集团形式来追求政治目标。组织尽管部分由自上而下的指令来协调，但它们仍然需要内在的有效作用。 特别指出的是，这类规则中有许多是隐性的，因为它们控制着组织中一些成员的重复行为。这类体现于组织之中的制度主要指既定的程序、工作的惯例以及常规中的诀窍。由此可见，隐性制度中的智慧很难移植到其他的组织之中，而能否成功地移植取决于各类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联合、相互学习。例如，当一家成功的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如果被收购的公司没有学到母公司的隐性制度知识，那么这样的收购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