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DOC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李工真 提要：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们在美国共同面临了“失语性”问题。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不同经历和命运，反映出美利坚文化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面貌。对这些“外来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就像一把筛子，它使美利坚文化能过滤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排斥掉所有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又吸收所有能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为具有适应新环境之能力和意志的“外来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吸收与有选择的排斥，美利坚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断的丰富多彩，又维护了自身的内核，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文化国际化”的色彩，最终成为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关键词：美国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　“失语性”问题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人。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至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它文化艺术工作者。　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但是，这场文化转移绝非简单的人才位移，因为来自任何国度的知识精英要想在美国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首先适应美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却在美国这个英语世界里首先面临了共同的“失语性”问题，“德语母语，作为他们过去表达信息、理解、思想、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手段，已经丧失了功能。”　在这种“母语丧失”或“母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新来者”要想适应这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前提在于：必须尽快地掌握这个客居国社会的语言，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语言。因此，当人们在思考这场文化转移与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两者关系的同时，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些讲德语的犹太知识难民们是如何经历这场“失语性”问题的考验的呢？ 在这些讲德语知识难民当中，流亡律师、医生、记者和工程师的影响范围只涉及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并不对美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直接产生影响和意义，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美国甚至也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况且，这些人要想在美国重操旧业，不仅有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还涉及到“从职业上完全重新学习”的问题。　但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则不同，这些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只要在美国克服了职业上的语言障碍，就能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能否克服职业上的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成为他们能否对美国的文化、科学和艺术发展直接产生影响和意义的关键性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光特别集中于这些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美国遭遇的“失语性”问题上。笔者相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这段流亡社会史的深层次研究，并能更好地理解这场来自于欧洲的整体性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及意义。 一、流亡作家的“失语性”问题 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流亡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构成了一个纯粹靠母语为生的难民作家集团，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选择欧洲大陆上的周边邻国作为自己的流亡首选国。然而，作家们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从事职业写作；他们继续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物质存在和影响，也决定性地依赖于出版的可能性，因此，对他们来说，出版商甚至显得比客居国的文化环境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作家们的流亡与众不同，他们过去围绕着出版商形成自己的职业圈子，而在1933年后也往往与这些出版商一起流亡。 德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布鲁诺·卡西尔（Bruno Cassirer）、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雅可布·黑格内尔（Jakob Hegner）、格斯荷姆·朔肯（Gershom Schokken）、鲁道夫·乌尔斯坦（Rudolf Ulstein）以及格奥尔格·魏登费尔德（Georg Weidenfeld）等人，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便开始向邻国转移资金，并在流亡中新建或继续经营他们的德语出版社。　不少欧洲邻国有犹太血统的出版商，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马努尔·克里多（Emanuel Querido）、阿尔勒特·德·朗格（Allert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