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docVIP

　　关于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 资讯时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需要政府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并发动农民工群体中意见领袖的力量，通过意见领袖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来影响这个群体。 资讯时代是一个通信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统媒体获得极大提升，新媒体不断涌现，新旧媒体联合互动，资讯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日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的新时代[1]。新媒体的出现代表的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更强、媒介信息容量的增大和传播的双向互动性增强。与此相对应的，个人与信息的关系变得相对密切，更多的受众从单一的受传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利用新媒体传播自己的见闻和看法。 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数量激增。中国的农民工现有2.5亿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1.5亿人[2]。近年来农民工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农民工这一群体在群体形象、社会话语权方面并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别是在媒介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农民工在庞大的信息流面前显得举足无措、孤立无助，其正当权益和要求常常得不到满足。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沟理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与个人通过媒介接受的信息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理论的提出者蒂奇诺等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3]230。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处于不同层次，再加上其对新技术的使用熟练程度也存在差别，所以资讯时代带给每个社会成员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 一、资讯时代农民工面临的信息困境 作为农民工群体而言，其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处于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其在资讯时代的大背景下并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媒介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盛宴。由于社会资源较少及自我主动表达意识的缺失，农民工很少能通过网络等媒介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和发表自己对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看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在资讯时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其在信息获取和选择方面的困难。由于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并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阅读或收看相关媒体报道。其接触媒体的机会相对有限，而且其接触的信息层次较低，偏重于娱乐性、社会性新闻。 资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过载。除了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刊发或播出自己的内容外，网络作为更为及时和便捷的通道，将更多、更新的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信息充斥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过量的信息加大了人们寻求对自身有用信息的难度。对农民工而言，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调查发现，农民工也正越来越多地接触网络电视、视频网站等媒介，但他们在其中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实质性帮助的内容。 信息增多对受众的信息辨别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频发的假新闻事件以及网络谣言都对信息辨别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注脚。不信谣、不传谣应该是现代受众努力具备的素养，但农民工群体在此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总体来说，其对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能力仍然较差。 其次是农民工被污名化。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也就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4]。污名化是社会群体之间地位不均等的结果，是对一类群体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它片面地对一类群体的形象和特征进行描述和定义，而不顾其真实情况和自身条件。污名化过程的受益者所要达到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丑化，强加责任和义务于他人，以使自身占据政治、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互联网时代公众舆论的变化，公众舆论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可能，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引 言 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写下了《公众舆论》一书，被列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开启了舆论学的大门。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面的描述，分析了阻碍公众接近真相的种种因素，首次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概念，也引发了后来人对议程设置这一理论的研究。如今，虽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但此书影响未消，我国的许多传播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解读，如黄旦在《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一文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整本书进行了评述，而姜红在《舆论如何是可能的?》阐述了李普曼所认为的舆论发生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就书中的关键概念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外还有对书中所蕴含的议程设置思想和报刊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解读。 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在网络广泛普及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更多的思考，找寻其存在的特征和意义。 二、李普曼笔下的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一词最早出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认为，公众舆论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