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政策变迁与政府主导 - 中国行政管理.DOC

 本 期 导 读 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国一个热点问题。2007年4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全国政策科学研究分会和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农村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研讨会在江苏吴江市召开，结合这次研讨会的内容，本期特刊登《浅析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和政府的作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政策变迁和政府主导》二篇文章。前者首先对“新农村”概念中的“农村”范围进行了界定，并针对当前农村中的问题提出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也不是盲目地移民于城市，方向是城乡一体化。后者则在分析村民自治政策变迁的基础上提出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主导的作用，其取向是工具理性的，过程则包含了价值理性的成分。但随着村民自治的纵深推进，政府主导的作用可能无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这一结论值得我们深思。与新农村建设相映成趣的是城市新型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也日新月异，《两新组织的发展与规范》一文以上海为例向读者介绍了城市中出现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一些具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机关事务领域法制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相对其他行业，该领域的法制建设仍然滞后，为此，我们邀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王德副司长给我们撰写了推进机关事务立法的文章，希望能够给我国机关事务立法以启示。 本期的学术前沿栏目刊登了《宏观行政管理活动的历史发展——兼论行政改革的必要性》与《行政问责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制度堕距的视角》两篇文章。前者借鉴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进而探讨了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后者提出，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层面存在制度堕距，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只有消弭制度堕距，才有助于构建优良的问责制。 在学子天地栏目，本期刊登了两篇研究生的来稿，其中一篇探讨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问题，研究了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另外一篇分析了治理理论本身对于中国的移植可能存在的陷阱，探寻了这一理论或制度相对于中国实际可用的选择逻辑。 本刊新开设了信息窗栏目，目的是把学界最新和最权威的学术动态和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广大的读者。本期刊登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组织理论》课程的参考书目，由沈群红老师推荐。以后我们还将陆续刊登国内外著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生的其它课程参考书目，敬请关注。 专题策划 浅析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及政府的作用 张耀东 张耀东，1949年生，现任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和政府法制工作研究，主编《国家公务员法律知识读本》、《社会主义法制纲要》等专著，发表《苏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依法行政研究》、《加入WTO与法律制度创新》等论文三十多篇。 “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自从50年代起，我国在制定国民经济“二五”、“三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但是囿于当时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具体落实这一具有前瞻意义的方针政策的条件尚不成熟，相关的理论探讨也并不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切实有效地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一“三农”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由此 “三农”问题的解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当前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仍处于摸索和试点阶段，关于新农村的内涵和要求、发展方向和模式等等理论问题也在探讨和论证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农村的范围、特点的分析，从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以及相关观点。 一、“新农村”概念中“农村”的范围 要分析我国农村的特点与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明确“新农村”概念中“农村”的范围是什么。迄今为止，在法律层面尚没有对农村的范围作明确界定，我国宪法第30条只规定了行政区域和行政级别的划分，并不涉及城市与农村的界定。我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城市和乡村的范围作出界定的，是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该规定将城镇和城镇型居民区以外的地区列为乡村。 199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对全国的城乡划分统计标准作了统一。该规定将我国地理区域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包括城市和镇；城市，指建制市的市区，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分别按镇、乡村划分；乡村包括集镇和农村；集镇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农村指集镇以外的地区。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发布的《关于执行统计上划分城乡规定中判断城镇范围的补充通知》中提出了“延伸地区”概念，并将延伸地区作为城镇的范围。延伸地区指与政府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