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分析.docVIP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分析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3] 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 [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3] 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一书，[4]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平反疑古辨伪所造 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 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5]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1927年2月至6月，梁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学期，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辑为一书。[6]其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分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大项，提出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古今辨伪方法之大成。下面，笔者就以梁先生此说为主，参以前两说，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 梁先生从传授统绪辨别古书真伪，第一条标准就是看旧志是否著录。他说： 我们除《汲冢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只要是在西汉以前的，应该以《汉志》有没有这部书名，做第一个标准。若是没有，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7]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 老子的学习观不容曲解，消除这些曲解，还其本来面目，对于提高当今人们的学习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老子》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对道这一概念的界定，也看到了对道的价值的反复申说，但对如何达到道的层次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只讲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几句话，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第一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历来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大部分的解释离文本相去甚远，于是老子的学习观也就遭到了被曲解的命运，或者说正是由于一些人对老子的学习观缺乏了解，才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句本来并不艰深的话搞得复杂化，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了。现在，是让我们探幽发微，来欣赏这久已深埋于地下的千年瑰宝之奇光异彩的时候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往今来学者们对于这句话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解：西汉河上公的《老子注》卷下对为学日益的解释是：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以益多。对为道日损的解释是：道谓自然之道也。日损者，情欲文饰日以消损。他首先把学限定为对政教礼乐这些方面的修习，认为在老子所处的时代，这些方面的学习功利性越来越强，越来越虚浮，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明道，明道的办法就是让私欲和虚浮的作风日渐减少;三国时期王弼的《老子注》下篇将为学日益笼统地解释为务欲进其所能，益其所习，而将为道日损简单地解释为务欲反虚无也。在他看来，为学和为道都是必要的，只是层次不同罢了;宋代李纲在《梁溪集bull;学箴》中说：益为损资，学为道本。未尝务学，何以绝为?赤子匍匐，乃能奔驰。名以告子，学以聚之。他将为学与为道看作学习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并明确地认为学习就是积累，积累性的学习是达到无为的必由之路;清代张尔歧的《老子说略》卷下则指出：为学者以求知，故欲其日益;为道者在返本，故欲其日损。损之者，无欲不去，亦无理不忘。他倒是将为学与为道看做两回事，但他认为为道所要减少的不但是欲，还包括理文学。 纵观前贤的解释，真是歧义纷出，令人摸不着头脑。为学的学到底指什么?为学在老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