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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选秀生意经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而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晚上8点，陈默加班后往家赶，他不停地看表，心里有些着急，他要赶在9点之前从东城的单位赶到北城的家。因为他要看《中国好声音》，这是他最近的必看节目。 陈默喜欢《中国好声音》的原因很简单：“看到很多人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只要有好嗓子，他们就能成功。” 8月13日“中国蓝大家庭”加V官方微博写道：“《中国好声音》收视再创新高达3.302%，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当晚重播收视以1.434%排名第一。” 陈默的喜欢，道出了《中国好声音》火爆的一个原因：这个平台给予了草根们一个实现梦想与成功的机会，他们的励志也同样给予众多尚未成功的草根继续努力、追求的动力。 而《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重新点燃了中国本土自《超级女声》之后音乐类节目的竞赛火焰。竞相推出音乐类节目的各大卫视大有再度厮杀一番的气势，它们不惜重金邀请顶尖的音乐人士，也有和《中国好声音》一样买进国外节目的版权。 节节飙升的广告费和收视率无不证明着《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从最初的每15秒15万，到现在的每15秒36万广告费，以及同时段全国收视冠军的持续保持，《中国好声音》俨然成了一台赚钱的机器。 究竟什么样的节目才能Hold住观众？中国好声音选秀的生意经是什么？ 历史性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重新点燃本土音乐类节目的竞赛火焰之前，上一波的相互厮杀要追溯到7年前。2004年湖南卫视打造的《超级女声》红遍中国，待比赛举办到2005年以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为代表选手的第二届时，决赛之夜的收看观众一度直逼3亿大关。 这之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各种选秀类节目层出不穷，各档节目的同质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其中也不乏诸多以低级手段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 对于许多节目频频触犯道德底线，与社会主流意识相冲突，观众早已麻木。2011年9月，湖南卫视宣布停办下一届《快乐女声》，加之在广电总局“限娱令”的几番调控之下，音乐选秀类节目骤然降温。 在同质化以及各种限令之下，观众迫切需要一台更具新颖与贴近生活的节目。这也解释了《中国好声音》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 《中国好声音》的原版——荷兰《The Voice》在给中方的产品说明书上花了二十多页强调了“声音是节目唯一的要素”。台上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华丽的台服，所有的一切只与声音有关。 从国外买进版权到制作，《中国好声音》出自 “灿星制作”之手。响当当的《中国达人秀》、《武林大会》以及《华语音乐榜中榜》均打造自这个团队。然而不同于以往的这些节目，也不同于国外原版的 《The Voice》，灿星制作此次打造的《中国好声音》首次引入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 以往所谓的制播分离通常是制作单位完成一档节目的创意、理念及制作，然后由电视台花钱购买。所以对于制作单位来说，收入是固定的，如果要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他们只能从控制自身成本的方向努力。 但这次，灿星制作却是直接参与浙江卫视的广告分成。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达成协议，如果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将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 不封顶的、巨大的利润空间无疑倒逼着灿星制作出最好的产品，不惜成本与投入。而过去的模式只会让制作单位想尽办法减少开支，这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开始。 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制播分离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而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导师们的“分红” 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组成了《中国好声音》的首个导师团，而这四位明星本身在国内娱乐界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这增加了节目的震撼性和权威性，能够借助名人效应迅速赢得观众和参赛者的信任。除此之外，节目一播出就吸引了包括姚晨、李玟、冯小刚、张靓颖、朱丹在内的名人通过微博为节目发布评论和转发。 此外，不同于以往的节目对明星导师们采取付费的方式，《中国好声音》中明星导师共同打造产业链的模式让明星们长期共同投入，这无疑将使得明星效应更大作用地发挥出来。 过去邀请嘉宾的方式较为简单，节目组打包报价或是按照场次计算，嘉宾每做一期节目算一场报酬。此前就有消息称：《中国好声音》花费2000万酬劳邀请四位明星导师。 而实际上灿星制作与导师的合作模式，并不局限于这几期节目，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共同打造。 在引入原版《The Voice》的其他国家中，节目结束于那一季冠军的产生，除了节目本身的衍生品或是线上歌曲的继续销售之外，歌手签约、演唱会、唱片发售等获利环节都与节目的制作方没有任何关系。 但灿星制作想下一盘更大的棋。灿星制作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