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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视野下学校委托管理
制度变迁视野下学校委托管理【摘 要】上海地区所实行的学校委托管理,以市区优质教育资源为依托,对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进行委托管理,旨在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以上海市C中心托管的浦东新区D学校为例,其通过制度模仿的途径,实现学校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学校办学理念的更新,这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行为。本文以制度变迁相关理论为视角,分析学校委托管理模式的发展,以期更好地理解、阐释该模式实施中的问题并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学校委托管理 制度变迁 路径依赖 制度模仿 制度创新
一、学校委托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为了推进城乡结合部义务教育的发展,促进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助市区优质教育资源改造该区域薄弱学校的委托管理模式,以期改善农村学校目前在办学水平、教学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自2005年起,上海市成功教育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开始托管隶属浦东新区的东沟中学,并将其更名为上海成功教育东沟实验学校(以下简称“D学校”)。浦东新区的成功试点,促进了该模式在整个上海地区的推广。从学校委托管理(以下简称“托管”)实践来看,托管取得了一定成效,被托管学校在学校常规管理、领导班子建设、师资培训、校园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改进,提高了学校教学工作的效率,使教学质量有了极大改善。
同时,托管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托管方与被托管方并非认同基础上的结合,这往往导致实际工作中双方配合失当,从而影响托管效果。在第一轮托管工作中,托管双方往往彼此并不十分了解,是政府主导下的结对,这导致托管过程中双方沟通、融合上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D中学托管之初,原来的校长仍在校主持工作,这给托管方委派的校长及团队在托管工作的落实方面带来困难。正是这样由政府安排的、看似合理的人事关系,导致了实际工作中两方领导政令冲突,普通教师无所适从。这样的问题也并非只是发生在浦东新区的D学校,对其他被托管学校而言,同样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托管效率有待提高。上海地区的托管一般以两年为一轮,而一些托管方普遍反映,教育事业显性价值的显现需要耗时较长,要改造一所薄弱学校,使其从学校管理、校园文化、教学质量等各方面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更是困难重重。因而在托管实践中需要寻求事半功倍的途径,使两年的委托管理关系结束后,被托管学校在办学上得到切实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托管方既不能“竭泽而渔”,也不能“饮鸩止渴”,而是要根据被托管学校的特点,选择恰当的变革方式并制定具有可实施性的改革方案。
再次,被托管学校内部成员对托管工作的认同感有待增强。从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当变革发生时,成员中难免会产生抵触心理。被托管学校成员可能长久以来习惯于一种松散、随意的工作状态,面对托管方的新理念、新方式,一时之间不能适应。在笔者进行调查的D学校,托管之初就有部分教师对托管方持抵制和不理解的态度,影响了托管方改革理念的宣传和改革方案的实施。实际上,任何一种变革在开始之初总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阻碍,如何化阻力为动力需要在托管实践中不断总结。
二、以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学校委托管理实践
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学校作为这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其组织行为与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而将组织行为置于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下予以考察,促进了近20年来新制度主义的兴起。 [1] 在新制度主义发展过程中,多数相关研究都相信制度会对各种社会行为和组织行为产生影响,而在社会和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很多稳定结构也恰恰能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其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尤为受到关注,这一理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待制度变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受社会历史、文化影响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受既存制度的某种惯性影响而产生“路径依赖”。[2] 上海地区学校委托管理这一实践,以改造薄弱学校、促进上海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是政府部门发挥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重要转变,是从“划桨人”向“掌舵人”身份的过渡,同样也是制度变化、革新、变迁的一个过程。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对分析学校委托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制度变迁方式与学校委托管理的实施
我国学者林毅夫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理论框架将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3] 也就是说,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组织内部成员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是由作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及其行政机构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可见,二者各有侧重,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制度供给速度快、易于实现预期目标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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