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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发展法律路径摘要：可再生能源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创新，从财政支持到商业化运作，需要实现产业组织的铸造、公平竞争及市场环境的形成。围绕财政支持进行制度构建的《可再生能源法》所能带来的制度激励是有限的。设计国家创新体系、产业投资结构、产权结构、竞争结构、治理结构与拆除垄断壁垒，特别是培养多元投资权利主体能力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全面推进能源领域市场化转型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性路径依赖。从《可再生能源法》到《可再生能源产业振兴法》、《能源法》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路径；法律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D92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079—07 21世纪初作为清洁能源主角的可再生能源成为化石能源替代、气候变化应对、可持续能源供给与利用的希望。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可再生能源为发展社会和经济、获取能源，保障能源供应、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为减少对环境和健康的不利影响提供了机遇。提供获取现代能源服务的途径将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①联合国（UN）则直接将可再生能源定位在“全球努力实现范式转移以发展绿色经济、消除贫穷和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②。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一直面临着成本制约、技术制约、环境污染等多重难题并承受着种种责难，以至于依赖政府及其财政襁褓竟然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因此主要是围绕政府财政支持进行制度构建。从各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其实难负独立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盛名，可再生能源单靠政府也无法发展。笔者以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自我成长。产业化与市场化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支持只是其发展的制度环境。现行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只能满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初期要求，法律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未来必须作出新的制度设计。本文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路径进行讨论，以期为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重构提供一种思路。 一、从政府启动到市场驱动可再生能源如果是一种产业或事业就不应当由政府包办，而应当成为企业自觉自愿的牟利性活动，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客观上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而根本无法与传统化石能源竞争。在气候政治的压力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基本选项。无论是实现气候政治，还是树立政府形象，政府都必须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有所作为。这决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在各国一开始就是由政府启动的。然而，政府毕竟是外部力量，产业启动也只是创造市场条件而不是产业本身，产业组织的铸造与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多元投资权利主体能力的培养才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动力。 （一）政府吹响发展的集结号 起始于应对能源危机、寻求石油替代政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其前景并不被看好。无论是积淀较低的研发水平，还是较高的开发与运作成本，都使可再生能源无法与传统能源竞争——可再生能源发展无市场规模、无消费量、无政治基础，更毋庸说社会心理与文化支撑。然而40年过去了③，可再生能源已经从构想成为实体经济。可再生能源技术飞速发展、趋于成熟，并得到了相当规模的推广和利用。到2010年为止，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168.6百万吨油当 收稿日期：2012—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研究》（06BFX038）、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法学》（S30902）、上海市“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程（085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国兴，男，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能源法专家，中国能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264005）。 量（Mtoe），水力发电达到775.6百万吨油当量。④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成绩斐然：“十一五”规划末水电总装机达到2.1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风电装机规模达40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位；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80万千瓦，光伏产能达800万千瓦，占全球光伏产能的50%以上。⑤可再生能源已经显示出巨大潜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源在中国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⑥同时，政府支持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经济理论表明，任何产业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作为新兴产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是如此。包括生物质、小水电、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性、多元性、地域性、间歇性、能源密度低、转换环节多、不能规模储存与不确定性特征，这决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受累于太多的沉淀成本。另外，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又使可再生能源不仅持续面临着研究开发及其创新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⑦发展，还面临着融资难、前景不确定等众多成长难题。这些成长难题使可再生能源不仅与已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