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Mother House做志愿者.docVIP

我在Mother House做志愿者世界是一本大书,不旅行的人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页。你不知道在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人,发生怎样的故事,你也不知道在哪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在转角遇见了自己无比真实的内心。于我而言,这也是旅行最大的魅力。辞职去旅行,我不后悔。 2011年6月17日,我踏上了间隔年旅行之路,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尼泊尔——这个信奉印度教而背靠喜马拉雅山脉的虔诚国度,用天堂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 辞职,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到达尼泊尔后,同行的朋友病了几天了,始终没有退烧,药吃了不少,但就是不见好转,在当地朋友的推荐下,我们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BIR HOSPITAL。因为我的本科专业是护理学,理论上,医院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挂号之后来到急诊室,大致的布局与国内相似,只是硬件不如上海。当天病人很多,还加了很多担架床摆在一边,躺在急诊室的病人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我相信在国内的急诊室来了几个老外我们一样会惊讶——不过大多病人和陪同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在我们身上,匆匆一瞥后,依旧坐着。少数两三个床位上躺着较为严重的病人,用鼻导管吸氧,发出痛苦的呻吟,陪同的家人也是一脸痛苦和无奈。 一位在重庆医学院就读过的当地女医生大致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告知了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流程,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纸撕下一小条,写了两排字,指了指马路对面说:“去对面的小店买,很便宜,买了回来交给我。”她所说的马路对面的小店其实就是药店,医生让我们买的是针筒和退烧针剂。与国内医院必须医生签字盖章才算有效的专用医嘱单相比,这张随意撕下的小纸条真是“随意”得有点让人惊讶。 打针、抽血、做检查……一个小时后,当我们再回到这个急诊室时,那个好心的医生已经帮我们拿了报告,还细心地写上了各个药品的名称、作用、用法。她是在一间隔离的房间里跟我详细交代这些的,这个房间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受了腿伤的病人,我跟她再确认了一遍后,她才转身回到那个病床前,跟另一位医生继续讨论着处理伤口。在那个瞬间,曾经在医院工作的点点滴滴又爬上了我的心头,原来一切早已沉淀心底无法割舍。 2010年,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专业毕业后,被一所国家三甲医院录取,有了一份在外人眼里光鲜亮丽的工作,也有了一个悉心栽培我的领导。工作半年后,因为一颗想走出去看看的心,我递交了辞呈,踏上了间隔年旅行之路。我知道,从递交辞呈那一刻起,我辜负了领导为我设计的大好蓝图,让她失望了。所以,辞职,是个错误的决定吗? 在哪里都可以燃烧自己 在加德满都看病的经历,曾让我怀疑自己辞职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但印度加尔各答Mother House的志愿者工作使我明白,离开了医院的四面白墙,我有了更广阔的天空,不在医院护理岗位上,我依然可以帮助别人,用其他的方式。 Mother House是特蕾莎修女创建的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收留病患、孤儿、垂死者等弱势人群。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这里无偿地奉献爱心。我也是受到职业和孙东纯《迟到的间隔年》的双重感召,来这里开始我的志愿者生活。 每天7点是志愿者们的早餐时间,接着是一个简短的欢迎和欢送仪式,我们将那些即将结束这里工作的志愿者围在中间,唱着歌拍着手感谢他们曾经的努力:“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Miss you, miss you, miss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n my heart…… ”即使在书里早就知道了这样的欢送仪式,第一次亲身参与的我,还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那之后,志愿者们分批去往各个不同的地点开始志愿者工作。我选择的是Kalighat,也就是垂死之家,里面大多是病患或孤独老人。 虽说在Kalighat 比较容易直面死亡,但其实这儿的工作并不复杂,我们工作包括为病患收洗衣服、喂饭、修剪指甲或者协助其上厕所、做复健等。当然还有一些是需要勇气和经验的,例如伤口换药、胃管给药、测血压等。 在得知我曾经是个护士之后,修女安排我负责每天的药物分发、量血压、胃管给药,甚至直接进“手术室”工作。 以前在医院量血压碰到的困难,无非是病人不在病房,或是手上打着静脉针需要在腿上重新找动脉。而在这里,几乎每个需要测量血压的人都骨瘦如柴,血压计的袖带绑了一圈又一圈,听不到,拆开了又重新绑,加上确保没有听错读数,每个人起码要量三次才敢写下血压数,一圈下来,已经浑身是汗。碰上合作的,或是意识并不清醒的,还算轻松,可还有吵闹抗拒的,我曾经碰到过一个老太太特别不配合,两个女生都被她扇过巴掌。我小心翼翼走到她旁边,她伸手想再来一巴掌,被我躲过了——我想来这儿做志愿者,练过武的比较安全——僵持了五分钟,加上旁边所有人咿咿呀呀手脚并用跟她解释,我终于趁她挣扎幅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