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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酒类产量及发展特点【摘要】　民国时期是四川酿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44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四川酿酒业的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文章考证了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分析了川酒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关键词】抗战时期；四川；酿酒业；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105-8 酒的生产与销售是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自清代以来，酿酒业蓬勃发展。在近代，川酒的产量均高于全国其它省份。抗战时期是四川酒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44年川酒产量达22万吨以上，这个纪录直至1978年后才被超越。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与分析均对抗战期间的川酒产量及规模语焉不详，或分歧甚大。本文拟就川酒产量、规模、特点及陕速发展的原因再作认真分析。 一、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川政统一后酿酒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主要产酒区域的产量、规模及糟房数量均有显著提高。江津县1935年7—12月月产酒74万斤，到1945年6—12月月产酒达136万斤，年产1633万余斤，比10年前增产近90％。犍为县1938年产酒2578万斤。非主产区之达县，也能生产多个品种的酒，仅烧酒就有“城乡糟房数百家”。 四川各税务所所统计的1936年和1938年的酒产量，它能让我们看到抗战前期四川各地产酒的全貌，若考虑到偷逃漏税情况，实际产量要比表中数据略高。 两年中川酒产量增加了50％，其间还经历了1936年的特大灾荒。其中年产量超过200万斤的县有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合川、铜梁、万县、涪陵、广安、犍为、仁寿、彭山、资阳、简阳、彭县、绵竹、中江、三台、射洪、遂宁、南充、泸县、富顺、隆昌、内江、资中、荣昌、宜宾、蓬溪等约31县。两年中，川东税务所增长1000万斤以上，永宁税务所增长500万斤，资阳、简阳、乐至税务所也增长200万斤以上，三地增长占全省增幅的1／3，而三所辖区正是酒业发展重点区域。 反映的是1943、1944年成渝公路沿县的糟房规模及酒产量。 从实际产量估计来看，江津、巴县、泸县、永川名列前四位，年产量均超1000万斤。各县糟坊数量及酒桶数量均比战前增加许多而以巴县排第一位，超过第二位许多。江津除生产白酒外，还产广柑酒、桔柑酒、葡萄酒等品种。仅1942年刘有光集资创办的利农农产贮造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广柑酒5万瓶，被用来招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得其盛赞。另外，在江津，为糟房提供曲药的工厂在抗战开始后就有10余家，年产曲药数十万斤，销售全县及涪陵、万县等地。 绵竹县1935年共有大曲酒25户，96窖；烧酒106P，625桶；老酒11户，180缸。抗战期间发展迅速。1941年大曲酒36户，153窖；烧酒167户，老酒14户，均有显著增加。其时，绵竹酒在重庆十分畅销，“恒丰泰”在闹市区邹容路的分店甚至登报“谢客”，以免发生争购、抢购现象，同时决定“晚开门、早关店、价格略高”，生意仍然兴旺。一些批零酒商甚至有预付货款一年者。同时期泸州大曲、允丰正黄酒、江津白酒在重庆市场的表现也与绵竹酒差不多，仅泸州大曲重庆的销量就占其年产量的一半。 因四川生产的高梁主要用于酿酒，故根据高梁的产量亦可推算出酒的产量。据1944年全省134县的统计(未包括西康)，当年高粱产量为10080千市石，折为157 248万斤。按高粱的6l％用于生产酒(人食及饲料等用途占39％)，出酒率为40％(当时平均水平)计算，1944年高粱白酒的产量为38 368万斤，比1938年增长近2倍，若加上其它原料如糯米、玉米、青稞、果类生产的酒约6 0007i斤(笔者估计)，估计当年总产量达44 368万斤以上，为民国时期的最高值。这是战时四川经济的发展在酒业上的反映。 根据抗战期间四川各年高粱产量的统计与估计我们照上述方法计算出各年高粱酒的产量如下： 除1938年以外，各年高粱酒的产量均在28 0007i斤以上。而前文已述及，1938年川酒产量已有很大提升。可见，抗战期间川酒的产量确有大幅提高，这还不包括其它粮食和果类酿造的酒。但抗战中各年产量有反复，自1939年起，并非阶梯式增长，个别年份有下降，而以1944年的产量为顶峰。 抗战时期，国统区酒业大多凋敝，惟贵州酒业同四川一样发展迅速。1944年贵阳有酿酒酢房及售酒业59家，但营业额只有86 200元(法币)，资本额最大的只有1000元(法币)。茅台酒声誉日隆，但受原料及运输的影响，产量十分有限。共有三家酢房生产茅台酒，产量最大的成义糟房(华茅)1944年年产仅4万斤，这是其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仅略高于一个四川普通糟房的年均产量，即使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