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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摘要：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58－005 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多地乏，自然灾害频发，贫民饥民众多，徽州社会各界为救贫饥民倒悬之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使传统徽州社会始终相对稳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明清时期徽州贫饥民状况和社会各阶层对其实施的各种救助措施入手，分析明清时期徽州传统社会的救助体系，评析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以资裨益于当今时代的社会救助。 一、明清徽州贫人状况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徽州，地处皖南腹地，群山环抱，地狭人稠。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更为繁盛，以致产生巨大的人地矛盾，“生业于地者，十不获一”。若遇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则“楼宇倾圮”、“稼禾无收”，米贵如金，贫饥民无数，死生难保。此类情形在徽州一些县志文献中俯拾皆是。 徽州人家本多居务俭墙，日再食，食惟饘粥，“贫窭数月不见鱼肉”并不鲜见。甚或“子妇拮据……冬月多掘蕨根以充食，至夏麦登，则屑饩杂米，名曰干粮，戴星负薪，走市觅米，妇子忍饥以待，不幸为租家所夺，则数腹皆枵。”［1］而灾时“米价腾涨”使本来就地少粮缺“数腹皆枵”的徽州雪上加霜，生活熬煎。根据陈瑞对米价上涨幅度的研究，以上涨较少的明万历年间休宁“斗米一钱六分”为例，其时徽州地区的米价亦是全国的两倍以上。［2］由此可见，在灾荒年份，明清徽州贫民生存状态之艰难。灾时徽州“灾民、饥民的规模也较平常年景更为庞大”，即便是某些大宗大族内部，虽受到宗族的庇护，然而贫困族人也是“无处不在”。［2］徽州贫人生活之窘迫可见一斑。 二、徽州社会的救助体系 １.就救助的参与者而言，为救贫饥民生活之窘迫，明清时期徽州官府、宗族、商贾、地方士绅等各界均积极参与和组织。 官方救助是徽地的社会救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方式就是各类善堂机构和各种预备仓、常平仓的设立。有关研究显示：这些官仓在明前期较为兴盛。明代自朱元璋时代就开始在全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仓储体系，徽州各县也陆续在永乐年间建成了各种预备仓、廉惠仓，每县预仓不下4所，休宁县竟达15所，积谷数在明弘治前达到高峰，全府预仓积谷达23万多石。［3］但由于官府仓储制度的积弊，明中叶以后官仓腐败严重，官方社会救助逐渐式微。如嘉靖四十年绩溪县一个生员在给县令的上书中说：“廉惠、仁济二仓所收寺产银多被侵渔，民无实惠。” ［4］除直接备仓赈济外，官府还通过“劝谕”、奖励“义民”的方式鼓励绅民参与官府组织的赈济活动。乾隆十六年，歙县旱饥，知府何达善劝谕两淮盐商“捐粜”高达六万金，“买谷积贮建仓六十间”。 ［5］嘉靖《黟县志·人物·义行》记载：正统九年，胡彦本出谷1200石，“赐刺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三年。”景泰六年，胡志广出谷600石，“建尚义坊”。弘治初，孙昌出谷1000石，“旌表尚义之门，建坊里闾，赐以冠带”。官方的旌表鼓励，推动了广大绅民赈灾的积极性。 宗族是徽州传统宗族社会救助的主要承担者。深受理学熏陶，宗族观念浓厚“东南邹鲁”，救济贫困族人对宗族来说是敦宗睦族的基本要求。正如歙县潭渡黄氏所说：“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则吾辱，当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视为途人，以忝吾祖。” ［6］清代同治年间，祁门武溪陈氏族规也规定：“族内之人有贫富不等，如鳏寡孤独之辈，族中有余饶者当拯助之。” ［7］为救助族人的不同困苦，宗族内部提供了包括义田、义仓、义屋、学田、义冢等多种类型的救济措施。清道光祁门石坑张为镇，“尝捐赀修祠，又输义田数十亩以恤族之孤寡。” ［８］清代婺源庠生江源进，“置……义丰仓，以贮仓谷，公之村内江、滕二族及异姓佃民。” ［９］清龙山贡生程涵辉，“尝念族中子弟无力从师，文风未振，捐田二十亩倡兴义学。”［１０］清橙阳江公寅亮，“捐置新马坟山地以为义冢，村人德之。”［１１］ 徽商也是参与救助的重要力量。徽商因其有雄厚的资本且出于朱子桑梓之地，他们自幼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皆敦宗睦族，愿意出其余资来捐输赈济。明天启新安商人程春宇在其《士商类要》中写道：“凡处宗族，当以义为重。盖枝派虽远，根蒂则同。仁人之恩，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岂可视之如路人邪？昔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所得俸禄必与宗族人共享之。尝曰：吾不如此，将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又立义田以周宗族之贫乏者，是岂不可以为万世亲亲者法哉！”［１２］这是一个商人亲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