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参及八股文选编活动原因之探究.docVIP

晚明文人参及八股文选编活动原因之探究内容摘要：晚明时期，大量文人参与到科举参考书的选编活动中来，使得科举参考书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因为科举考试在明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科举应试者对参考书的需求增加；其二是因为晚明生员数量激增，大量生员陷于贫困，不得已选文谋生；其三因为晚明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关键词：晚明 文人 科举参考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71-75 八股文的选编活动，特指选家从乡、会试的试卷及诸生平时所作的科举应试文中，选编出一些具有学习价值的范文，并加上自己或者他人的评点后，结集出版销售，以供读书人学习、参考。由于选编的八股文大多是已中式之人的考卷及优秀学生习作，选本往往非常受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的欢迎。这种八股文的选编活动，在宋代就很流行。而晚明时期，此活动最为兴盛。晚明时期的时文选家非常多，导致时文选本遍地皆是。明末文人杨彝就曾嘲讽说：“今天下财用乏绝，但禁刻十八房与天下大小社稿，锓直墨直纸直可得十万而赢。”［1］这种状况前所未有，堪称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 晚明八股文选家为何如此之多？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科举考试的新变化；其二，生员的激增并普遍贫困化，为了谋生，很多人成为八股文选家；其三，是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一）科举因素 科举考试的应试者是八股文选本的需求者，他们需要临摹、背诵这些选本，以便在考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所以，八股文选本必须紧跟科举考试的新形势，做好选题猜题的工作。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科举考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选文活动的泛滥。 首先，科举考试开始尤其重视《四书》文的写作。明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了科举考试内容的定式，规定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虽说考试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四书五经，但是“百年之间，主司所重唯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以为经义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2］然而，明前期的考试虽重视第一场四书五经的考核，尚还兼顾二、三场作文的好坏。可是后来，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而阅卷官的人数始终不变，阅卷的时间也没有适当地延长，因此，考官阅卷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索性将二、三场之文弃之不顾，只看首场之文。因此，考生只要第一场《四书》《五经》文作得好，便可荣登金榜。而在首场七道题中，又以第一篇《四书》文为重，因此，到明代后期，就形成了一种“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的局面。 而首场可以出的题目并不多。首先，自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后，科场所出经义之题就只能在《四书》、《五经》范围之内拟定，而《四书》、《五经》里又有不少不能被拟作题目的句子，这就使得出题的范围有了很大的限制。明嘉靖朝以后，《四书》、《五经》之中的必读内容又被删掉了不少，因此，考场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道而已。其次，明中后期，由于皇帝的原因或者政治的原因，科场所出之题变得事先较易猜测。如明世宗的忌讳很多，“主司出题，多所瞻顾，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4］还有许多考官出题喜欢谄媚时贵或讥讽时政，如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大权独揽，山东、贵州第二题俱为“敬大臣则不眩”。而南京出舜禹为首题。十年（1582），湖广出题“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来献媚。［5］这种投上所好的情况很常见，因此，科场猜题的风气变得很严重起来，希望考中科举的读书人往往在考前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的文章背诵熟练，待自己考试时抄誊一过，即有望侥幸中式。当人们发现这种做法的好处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靡然相从。由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猜题、拟题的能力，于是那些时文选家就应市场而生，他们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拟好一些可能出的题目，并相应地选编一些好的范文来刊刻。 其次，明后期开始，科举考试的文体文风开始变换不定。科举考试的文体是八股文，它正式形成于成化年间。然而八股文的格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到了明后期，八股文的格式已经与前代有了很大区别。顾炎武就说：“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6］除了文体的不断变化之外，在行文的风格上，各个时代也是不同的。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明代的文风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洪武到成、弘这一时期，八股文的内容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7］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喜欢将古文的笔法融入八股文，并且“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8］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万历以后，考生为了猎取功名，开始在写作上求新求异，而考官也对新颖的文章颇多青睐，导致八股文的写作开始花样百出。据吕留良介绍：文风自万历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