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北平警察对娼妓的控制与救护.docVIP

北洋政府时期北平警察对娼妓的控制与救护 丁 芮 ? 2013-05-03 10:10:48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5期 　　 　　内容提要：警察是北洋政府时期北平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其对娼妓业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对娼妓的传染病进行了控制，还负责针对娼妓的救助机构——济良所的管理。这些管理措施使警察和娼妓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状态，但减少了娼妓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救助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娼妓，保障其基本生存权。　　关 键 词：京师警察厅 娼妓 管理 北洋政府时期　　作者简介：丁芮，女，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娼妓问题是近代妇女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娼妓问题，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著。1949年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近年来，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照，娼妓问题重新成为学者的一个关注点，出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现有成果中，不少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忽略或模糊了娼妓问题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警察的重要性。以往的研究对娼妓的管理主体大都用“当局”、“政府”来笼统代替，实际上，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警察(包括警察机构和警察人员)才是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有鉴于此，本文以报刊、档案和社会调查为基本史料，对北洋政府时期北平警察对娼妓的多种管理措施进行探讨，特别注重从社会大众的角度上看待这些措施有无成效，并分析作为管理者的警察与被管理者的娼妓之间超越对立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在娼妓治理过程中的实际困境，深化近代娼妓问题甚至社会问题的研究。　　一、娼妓业的概况　　在道光以前，京师(清末民初“京师”和“北平”通用)“绝少妓寮”，至咸丰之时，才“妓风大炽”。[1]1818京师娼妓至咸同之时兴盛起来的原因除了清廷日益腐败、管理废弛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同治年间修订颁布了《大清律例》。此次修订一方面保留了嘉庆朝禁止卖良为娼与禁止文武百官宿娼、娶娼的律例；另一方面删除了关于“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实际上等于默认妓院存在的合法性。[2]105-106据《国闻备乘》记载：“北平罢巡城御史，设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议推广税务，遂及戏馆、娼寮。”[3]80-811905年12月，内、外城巡警总厅取代工巡局后，接管抽收妓捐的任务。按月缴捐者为官妓，反是者为私妓。妓捐的征收可以说是促进清末京师娼妓业发展的又一重因，标志着政府对娼妓业的正式承认。得到政府允许缴纳妓捐的娼妓被称作“公娼”，其余从事卖淫服务的娼妓则被称作“私娼”、“游娼”或“暗娼”等。公娼制度的推行意味着自古以来处在不明不白地位的娼妓业被纳入了官方承认的范围，由政府负责对其管理和控制。由于政府的管理职能很不健全，实际上，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警察才是娼妓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最直接的实施者。1913年改组后的京师警察厅(以下简称警察厅)继续负责对娼妓的全面管理。　　北洋时期，北平的娼妓业空前繁荣。1918年为京师妓女的全盛时期，“妓院增至四百零六所，而妓女增至三千八百八十七人。这与政界变动有很大联系，因为当时政治舞台最热闹的时候，政客若多，妓女的营业也跟着发达。”[4]115民初几年北平的妓院与妓女人数见表1。 　　妓院和妓女分为四等，一等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二等妓院称为茶室，三等妓院称为下处，四等妓院称为小下处。[5]501以1919年为例，北平的妓院和妓女等级见表2。 　　除了在警察厅注册的妓院和公娼外，未获特许的妓院“暗门子”数量也在迅速上升。从事暗娼的实际人数无从得知。据甘博调查估计，大概有7000人之多，远多于正式纳捐的妓女人数。公娼加上暗娼的数量达到10000人，北平当时每81人中有一个妓女，或每21个妇女中有一人当妓女，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妓女比例。[6]26　　当时北平有三个主要的妓院区：一个在南城东南部，是三四流的下等妓院区；一个在前门向南不远，前门大街以东；还有一个是前门再往南一些路西。后两个大多是一二等的高级妓院。著名的八大胡同，地处远离市区的城西南部。[6]260“暗门子”的分布则没有那么集中。　　致使娼妓业繁荣的原因有多种，如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女不平等、难民增多等，但如果从女性自身方面来看的话，“经济压力可能是卖淫的主要原因。”[6]258娼妓业的繁荣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娼妓业带来的多种弊端：“(一)有玷道德风纪；(二)破坏家庭和平；(三)堕落男女意志及人格；(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