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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历史循环成罪人 周作人的散文观及其附逆的人生选择 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轻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换掉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了吧。（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1937,0830）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胡适：《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过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郁达夫 老 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 玲 舒 群 奚 如 夏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孙罗荪 锡 金 以 群 适夷 周作人陪我们出来，一直送我们到街门口看着我们上汽车。叶先生在上车之前又向周说了句“请多保重”！那时天色已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地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招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有说话，我们都明白等待着周作人的是什么命运。（常风：《关于周作人》） 1938年2月，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1939年1月12日，受聘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任文学院院长。 1941年1月6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1943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5年12月6日以汉奸罪被中国政府逮捕。 一、周作人的散文复兴理论 1、人的文学 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从动物”进化的，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