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今昔与科学史文化功能.docVIP

HYPERLINK /index.php 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 HYPERLINK /article.php?op=cat2topcid=3 科学史 - HYPERLINK /article.php?op=top2artcid=3tid=5 科学史总论 : ?“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作者简介: 劉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斯諾命題”今昔和科學史的文化功能*劉鈍 摘要 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割裂和相互制衡是近代思想史上一條醒目的軌跡，儘管這一被稱作“斯諾命題”的現象早在15世紀就引起西方思想家的關注，由於傳統思想地位的牢固和近代科學的缺席，在中國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得以彰顯並導致一場高水準的思想交鋒，可惜由於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動盪沒能延續下去。在知識經濟時代和全球一體化來臨的今天，“斯諾命題”仍然具有巨大活力。上一世紀末在西方發生的“科學戰爭”，與20年代在中國發生的“科玄之戰”，都是“斯諾命題”在思想界的具體反映。一個古怪的事實是：一般而言，兩個對壘陣營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場，在（20）世紀初和世紀末恰好互為鏡象。當今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巨大加速度和可怕的利益驅動，促使人類對“科學無禁區”這一理念進行認真的反思。對“致毀知識”的約束不應僅僅局限于道德層面，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政治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應該攜手，調動孕藏在民間的巨大潛能，制止那些“以科學的名義”從事的可能對人類生存帶來災難的研究，就像在思想文化領域要禁絕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糟粕一樣。從事科學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讓人們瞭解學科的發展沿革，在更重要的意義上，是為了使民眾具備均衡的文化素質和與時代相適應的知識結構。在新世紀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整合中，科學史應該也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斯諾命題的前世淵源1959年，身為物理學家和小說家的英國人斯諾（C. P. Snow, 1905～1980），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場著名的瑞德演講（Rede Lecture），講稿後來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為題正式出版 [1]。他在演講中提出，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由於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於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而兩個陣營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視、甚至不屑於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一現象就被稱為“斯諾命題”。其實有關兩種文化的割裂，早在文藝復興的早期就現端倪並被一些敏銳的思想家觀察到。被稱為“早期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彼得拉克（F. Petrarch, 1304～1374），出於尊重人性和提倡道德的願望，公開地批評科學特別是醫學。他在《對醫生的指責》一文中，用極為刻薄的語言警告醫生：“去幹你的行當吧，去修理人的身體吧，但願你能成功，否則就殺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麼可以幹如此卑鄙的勾當，讓修辭學委身醫學，讓主人服伺奴僕，讓自由的藝術從屬於機械的藝術呢？”一百多年後，洛倫佐（Lorenzo）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佛羅倫薩（Firenze）的學者和思想家們認為帕多瓦（Padova）的大師們的見解是“古怪的和充滿幻想的。”實際上他在這裏揭示了分別以兩所名城為代表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不同文化走向，即堅守亞里斯多德——阿威羅伊傳統、以精密科學和邏輯推理為旗幟的帕多瓦的醫生和科學家們，和以“回到柏拉圖”為信條、高揚人性第一的佛羅倫斯的詩人、藝術家和人文學者之間的對壘。這一現象後來被雷南（Renan）在其著作《阿威羅伊》（Averroé）中表述為著名的命題：Padova vs. Firenze [2]。啟蒙時代的重要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則通過誇大雅典和斯巴達在審美旨趣上的差異來申揚其反理性主張。1750年，第戎科學院舉辦了一次徵文大賽，題目是“藝術與科學是否有益於人類？”以反方立場應徵的盧梭一舉奪得桂冠。他指出文化在教給人類種種非自然需求的同時，也強使人類受制於這些需求，因此他讚美斯巴達而鄙夷雅典；他認為科學產生於卑鄙的動機，文明人是腐化的，只有未開化者才具有高尚的德行。1754年他在《論不平等》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些觀點。翌年當他把這一著作送給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後，後者對他進行了尖刻的嘲諷，從而導致這兩位啟蒙大師的終身對立 [3]。嚴格說來，盧梭的反理性傾向並沒有涉及“兩種文化”的分野。在他眼中，藝術與科學一樣，都是人類腐化的結果；然而他的強調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卻對18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產生了強大的影響。早期的浪漫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