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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为何再分为八？春秋战国时期，儒分为八，儒家出现异化，是受来自波斯帝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当下的儒分为八，儒家再次出现异化，是受来自西欧的科学思想的影响。异化的儒家不是真正的儒家，也称其不上儒家。?　　因传承了以五经为载体的更古老的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和代表。近似地说，儒家文化等同中国文化。　　一部5000年中国文明史，实际上，也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信奉，偏离，和再信奉的轮回史。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信奉儒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儒家思想不是别的，只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经验的沉淀和总结。这段历史非常古老和久远，不仅可以追溯至农业产生之初的一万年前，甚至涵盖农业之前的更渺茫的渔猎采集时代。　　既然在中国信奉儒家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个常态，为何历史上的中国还会出现多次对儒家的偏离?　　答案是，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　　最近一次偏离，及其原因，是大家都熟知的。就是1840年，在欧洲坚船利炮之打击下，中国逐渐放弃了儒家，而接受了西方思想，进行现代化。　　再往前一次的偏离，及其原因，也基本为大家熟知。那就是东汉末以来，中国逐渐开始接纳，甚至崇拜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到唐代达到高峰。　　然而，再往前，对中国是否偏离，及如何偏离儒家的，就很少人知道了。　　本文的意图是介绍当下对儒家的偏离情况，并与春秋战国时的那次偏离相参。对别的偏离不会详细展开。只是指出，在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至少可以辨识出5次对儒家思想的大偏离。分别是：黄帝蚩尤时期的偏离、商时期的偏离、春秋战国时期的偏离、魏晋唐时期的偏离、现代的偏离。这5次偏离都是因遭遇外来文化冲击：黄帝蚩尤时期遭遇的是古埃及-两河文化，商时期是遭遇更新了古埃及-两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遭遇的是再次更新的古埃及-两河文化(即法家思想)，魏晋唐遭遇的是印度文化，现代是遭遇西欧文化。　　还需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之外的所有西方文化之间，影响是双向的、相互的，中国文化在因遭遇西方文化而偏离儒家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西方文化，进而使整个的西方文化呈现出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进化”态势。　　偏离儒家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有一种基本完全异于儒家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现。第二层是，儒家思想因遭遇这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分裂，形成很多流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指出孔墨之后儒家的一个状态，叫“儒分为八”。就是说，在法家思想的冲击下，儒家分裂为八个流派。这八个流派的儒家，除“孟氏”、“子思”外，多是法家化的儒家，是异化的儒家。　　那么，儒家和异化的儒家，其分界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区分中国文化与中国之外的西方文化之间根本差异在哪里?　　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是心性文化，以心性为本位。中国之外的西方文化，是外物文化，以外物为本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心-物”对立，实质上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对立，是文明的冲突。　　儒家认为，人的本质在心性，知识、礼仪、制度都是源于心性的，是心性在实际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心性是独立、自由的，而心性所成之物，则是凝固的、僵化的。知识、礼仪、制度，都是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即孔子所说的“损益”。儒家认为，心性所造的知识、礼仪、制度，都是外物，是服务于心性的，是实现“心安”的。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就是求个心安。心安既是外物的目标，也是衡量外物是否合理的标准。心安的就是合理的，心不安就是不合理的。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心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尚书》说，“诗言志”，是说《诗经》的主体是讨论“志”，志就是人的心理活动，就是心性。孔子对《诗经》的概括是，“思无邪”。“思”也是心理活动，也是心性。不仅《诗经》的主体是“志”，实际上，《春秋》的主体也是“志”，也是心性。《尚书》的开篇《尧典》则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德”，这不仅是《尚书》的核心理念，也是整个中国文明史的核心理念。“德”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用后来的解释就是，“德”者，“得”也，得什么，得到合理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就是“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和后来的“悟”，有近似的地方。所以，德也是心性。《易经》固然是算卦的书，但其主体依然是心性。《易经》通过一定的手段去预测“吉凶悔吝”，教人在如何面对各种“吉凶悔吝”的状态，如何在“吉凶悔吝”的状态的下保持心安。　　总之，一句话，《五经》就是心性学。　　对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进行深刻总结的是孟子。孟子的学说可概括为两个字：性善。那么，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也可用这两个字概括。后来《三字经》为了好读，又加了一个“本”字。　　“性善”的关键，不是讨论人性的好坏，而是在强调心性的主体性，本位性，独立性，自由性。要准确理解性善，必须先理解孟子所提出的另一个概念，“义内”，与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