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交子会子界分与防伪.pptVIP

试论宋代交子、会子的“界分”与纸币防伪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徐心希 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行用的纸币，此外宋朝还有钱引、会子、关子等各类纸币。它们也使用了防伪技术，造纸、印钞等环节都由国家严密监控，并有严刑峻法惩处犯案者——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假币泛滥。其实，其最重要的防伪措施，就是设置严格的“界分”，以此防备纸币造假。今天我们研究宋代的纸币防伪措施和各项技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人民币防伪重任，不无借鉴意义。 一、北宋交子的出现及其及界分（一）北宋产生纸币的原因背景 宋朝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决非偶然，因为当时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中国，既具备了技术条件，也具备了经济条件。纸币的问世，既离不开纸，更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到了中国北宋时期(960～1127)，正是雕版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刷技术有相当提高的时期。宋版书以印刷精致而闻名，成为我国古书中的珍品。四川自唐、五代以来，就是新兴的手工业——印刷业的中心地区之一。 五代后蜀(934-965)宰相毋昭裔大规模雕版，印刷《九经》，被视为当时的印刷精品。北宋初年，成都刻《大藏经》，多达十三万版。四川地区既有雄厚的印刷业基础，这正是大批生产纸币的技术条件。纸币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印刷技术的发展。随着纸币的发行，防止别人伪造的问题，也相应地出现了。所以早在私商印行交子的时期，就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 《宋朝事实》卷15《财用》记载：“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无疑需要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精密的印刷技术。加之交子的发行量大，故木版印刷后来也终于被铜版印刷所取代。 特别必须指出的是，福州开元寺刊刻《毗卢大藏经》，蔚为典范。 宋刻大藏经版接着蜀版开雕的是福州版（一称闽本）。此版有两副︰一副是东禅等觉院本（略称东禅院本），另一副是开元禅寺本（略称开元寺本）。蜀版的性质为官刻；福州版则属于私刻，通过寺院的募缘来雕造。本来蜀版藏经的全部版片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就已移藏于汴京显圣寺圣寿禅院，打开了寺院里印造经版的方便；但当时各地对于藏经印本的需要较多，而刻版只有那一副，供应不及，特别是远道地方感觉流通困难。于是在当时雕版业比较发达的福州地区，东禅院僧人便发起另行募刻藏经。 现存印本上刻版年代的题记，最早是元丰三年（1080），那时由禅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以祝皇帝圣寿和国泰民安的名义募刻了《光赞般若经》、《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等书（在《光赞般若经》以前的《大般若经》现存印本无年代题记，或者是更早几年内由住持惠荣募刻）。起初，刻版计划似乎还未明确，只准备刻成大藏经版一副，范围是没有确定的。从元丰八年以后，刻事大规模进行，这才计划刻五百余函，函各十卷，即在《开元录》入藏的一切经而外，附加一些著述；至于宋代新译等经仍未决定计入。 这一计划，经过了三十余年，禅院里更换了六代住持即惠荣、冲真、智华、智贤、道芳、普明；到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冬间才基本完成（实际刻齐是崇宁三年九月），并建筑了藏版的经院。那一年，就由劝缘的首唱陈晹（礼部员外郎）向政府请求给予这一刻版以《崇宁万寿大藏》的名号。这很适合那时准备赐经于各地新建祝圣寿用的‘崇宁寺’的需要，因而马上就被批准了。从此，东禅院僧更利用印经版头钱的收入，续刻宋代新译《贞元录》续入藏经和入藏著述，但未及刻全，便于政和二年（1112）宣告结束。综计所刻，共得六一七一卷，五六四函。 就在东禅院本刻成的一年，同地的人士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又发起就开元寺另刻《毗卢大藏经》印版一副。蔡等为会首，开元寺住持本明为证会，寺僧本悟为劝缘。这对东禅院本说来，多少含有竞争的意味，不过像是出于当地一般人士的要求。所刻内容完全依照东禅院本，从徽宗政和二年到高宗绍兴初（1112～1131）刻成四百函。大约是由于劝缘困难，其后更远募到开封，并用了‘上祝今上皇帝早迎二圣，齐享万年’的愿语来号召（这原来刻在版本前面，时代稍晚的印本便只留空白，避而不印了）。这样艰难地历经四十年，证会的住持也更迭了五代即本明、法超、惟冲、必强、了一，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才照东禅院本的成规刻齐五六四函而结束。 这两副藏经刻版，完工之后都有一些补刻。东禅院本在宋孝宗乾道七年到淳熙二年（1171～1176）补刻了当时陆续入藏的《大慧语录》、《首楞严义海》和早已入藏的天台三大部著述一共十六函，开元寺本则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补刻宋仁宗时入藏而版本散失的《传法正宗记》、《辅教篇》，但在东禅、开元两版混合本里编于天台三大部之后）。东禅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