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的分析：好.docVIP

　这是一个情节凄悲的电影：二战时，一个城市贫民，里奇，终于得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工作的必要条件：自行车，是用全部家当换来，却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偷走。里奇带着六七岁的儿子满城乱找。最后，狂乱之中，偷了另一辆就跑，却当场被捉，被打骂，儿子扯着父亲衣服哭。车主决定不追究。绝望的里奇牵着儿子的手，缓缓隐没于人海之中。 　　 　　它是凄伤的，但不是哀怨的，也不是压抑的、幽闭的，或哭诉式的，更不因世道险恶人性粗劣而有意强化某种报复心理，来渲泄对人生的恨意，打击所有的观众或潜在观众。 　　 　　我非常喜欢如下的情节： 　　里奇让朋友帮着找车，于是一帮人出发到自行车批发市场。我原以为那时自行车一定很少的，否则为什么会答应。但这市场竟似一望无际。有趣的是，无论领头的怎么分工，这五个人却始终走在一块，好像在取暖，又像在小孩玩过家家。 　　里奇让儿子在河岸边等，他自己下去寻找偷车贼，忽然听到数人大叫：孩子落水了！他慌忙往回冲，喊儿子名字。落水儿童被救上来时，他刚好看到那个小身影出现在梯级尽头，抱了衣服坐下，孤独地，高远地。此刻，自行车忽然轻如鸿毛。 　　于是里奇带儿子到餐厅吃饭，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这在以前大约是没有的事情，何况在自行车刚被偷，难得的工作即使失去的时刻！小男孩纯真的惊喜在屏幕绽放。父亲说，喝酒！男子汉就该这样！别让你妈妈知道。 　　还有一个情节是：最后，自行车主人凝视着里奇，决定放过他。里奇回家。 　　 　　我愿意将这个70年前的黑白片看作人生的隐喻。 　　如果人生惨淡，这也许是上帝安排。我们注定找不到那辆自行车，无论它多么珍贵，寄托了多少希望。假如人生注定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带那个疲惫的孩子上餐馆，用仅有的生活费为他要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让他在失望中也有光辉有自豪，知道人生艰辛，但有报偿。 　　无论自行车有多么珍贵，人生也始终有比它更珍贵的东西。 　　 　　中国也有一部《十七岁的自行车》，也讲偷车与被偷。我已经忘了大部分情节，但是，记得在看的过程中，是如何的难受。那种无处可逃的压抑阴暗追逐着所有的人。我甚至想跳起来大喊。这样的观影经历，是可怕的。我不知道导演到底想要批判什么暗示什么，如果他用了这么多精力，只为了告诉大家关于仇恨与绝望的存在，这真的太可怕了。 　　 　　这部电影获得了许多的奖。对西方人来说，它对时代的意义也许是丰富得多的。 　　为了跟踪偷车贼，里奇闯入正在做弥撒的教堂，引起众人怒目，秩序混乱。是的，他不在意什么弥撒，因为知道这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随后却去找算命婆，想从旁门左道得到上帝的指示，但却只得到了几句胡说。是看完这两段我才注意到，对二战时的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不寻常的。无论是把持教堂的虚拟的上帝，还是那个算命婆，上帝的民间代言人，都无法拯救里奇的巨大损失，不能让他黑暗的明天变得光明。上帝已死。这一声大喊可能真是极端震撼的，但在从无信仰的我们看来，好像西方人挺装的。大概，没有信仰的人始终也无法真正了解信仰沦丧的痛苦吧。影片从人群中开始，在人流中结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立意：从芸芸大众里随手捞出一个蚂蚁一般毫不起眼的个体，用眼睛跟随他度过了戏剧性的几天，然后再重新把他掷还进人群里。而这个戏剧性的全部起源和中心，就是一辆自行车，但在自行车以外，乃是Antonio背负着的生活的压力，对妻儿的职责。所以真正的戏剧性，是压力、职责与贫穷、挨饿这两大力量在自行车这个决定性力量身上的交汇，这种交汇是可笑的，因为自行车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但同时这种交汇是确实的，因此这种交汇是辛酸的。 　　 　　　　比较喜欢的是这样两个段落。其一是Antonio和心爱的儿子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突然兴起，来到一家饭馆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在这里，有一双投射自装扮考究、奶油气四溢的富家子弟眼中的扭曲的骄傲的光，这神情令人难忘，想必也深深刺到了小Bruno。如果古旧的电影史对意大利电影传统的描述属实，那么如果没有阶级冲突在餐馆中的碰撞，这样的左派电影在效果上将是绝对乏力的。但是我更欣赏的是至少有那么一刹那，连日来被自行车问题折磨得要死的Antonio恢复了底层人民平素的快乐状态，毫不保留地微笑着享受生活，享受味觉。当然，随后他看到钱包，重新陷入到无望的思绪中去了。其二，是结末，Antonio选择了去偷车。这是个戏剧场面，但经过渲染，已经去除了主要的唐突，显得甚为自然。偷车当然没有成功，失主也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原谅了此举，但毕竟丢失的自行车并没有找到。Antonio只能与自己的儿子举步维艰地融进人流，在前面等待他的，是失业和挨饿。这是真实的人生，无所谓喜剧结尾，也无所谓悲剧，只是从头到尾透着艰难。我熟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感到亲切。手法是古旧的，结尾也还是古典的“留白”手段，但整个气氛、情节，甚至音乐，我都不觉得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