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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及本土化背景下性别平等促进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1-0084-04 2008年11月4～7日，“第三届中国与北欧妇女／社会性别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别与参与式工作室承办。来自丹麦、瑞典、挪威、美国、英国等国和来自中国国内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45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和小组交流。与会中外学者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视角，对以下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一、中国和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社会性别主流化、相关政策／制度 中国和北欧国家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纳麒教授基于民主政治的内核，审视和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中的性别平等促进的历程，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平等战略以及民主政治与性别平等的关系。他指出：成功的和可持续的民主政治，不能不考虑怎样消除任何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同样，有效的和可持续性的男女平等促进，只能依赖于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推动。挪威特隆姆赫大学的凯莉。默尔毕教授也介绍了北欧社会性别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 社会性别主流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希尔达，罗梅21世纪欧洲社会性别主流化和妇女运动的研究情况。欧洲目前已成为世界实践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实验室”。社会性别主流化被看作是通过妇女非政府组织和跨国跨区域机构(像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共同努力的一个富有创新的对策。目前，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欧洲是一个正在被接受但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很多不同的观点和定义同时并存。她在会上介绍了其中一种被她称为“包含了一些复杂概念”的定义：“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性别视角去审视政策的全过程：政策的制定、实施、监测与评估是否推动男女两性的平等。它意味着评价政策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的影响，也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去回应两性之间出现的不平等问题。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种使社会性别平等成为具体现实的途径，它可以在机构内部或是某个社区内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成为现实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妇联妇女研究副研究员蔡一平从“妇女组织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法律倡导”的角度，论述了2005年以来中国妇联组织和民间妇女组织推动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取得的进展，探讨了其中的策略和得失。 妇女的政治参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珠德100个国家的政党和议会采用了在选举中指定按性别比例人选的方法以作为回应，这一做法成为全球政治选举中的新趋势。由于社会中存在直接的或结构性的妇女被歧视问题，所以社会性别配额选举是对性别歧视的一种纠正。她的研究结果发现：选举中的社会性别配额方法更接近于提供一种真正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有助于在各种政治制度中取得社会性别平衡，而这正是民主发展的本质。由于社会?别配额方法改变了在选举中通常男人只和男人竞争的情形，所以它甚至可以提高选举中的竞争力度。 社会性别与法律。西北工业大学的郭慧敏教授基于性别政治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现阶段法律文本的复杂性别政治。她指出，法律文本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能涵盖性别平等，而法律话语(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主要是由男性尤其是强势男性的一揽子建构的。男女平等在中国法律的标准表述是“女子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某某权利”，在这一表述中，妇女的特殊权利不仅以生理性别为基础，不可能批判法律内在的社会性别机制，也将妇女沦为社会福利的照顾对象。使妇女陷入平等与要求特殊保护的二难困境，成为性别歧视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之一。而妇女则以自律(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四自”)作为取得国家保护的交换。这样，以男性标准对女性的改造(以男性的权利标准为标准)、妇女的“幼稚化”(妇女儿童在国家话语中的并列)、妇女的弱势化(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列于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保障法)就成为必然。 社会性别与福利政策。丹麦奥尔堡大学的安妮特(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这几个国家常以其“对妇女的友善”而闻名于世，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五名当中；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也很较高；国家采取了全福利政策。扩展了公众对再生产任务(诸如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但是，这几个国家福利政策中也有许多缺点，例如它没有考虑妇女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少数民族妇女及外来妇女还没有获得与主流妇女同等的话语权等等。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汪琦副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欧福利国家，都产生了类似的“享受福利群体”：在中国，是城镇户口注册人群；在北欧，则是本地人。这些“享受福利群体”的成员，不论男女，都享有国家的保护和福利服务。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迁徙，造成了人们跨区域、跨国界的重新安置。在中国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安置这些不属于国家指定的“享受福利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