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及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运用.doc

“经济人”假设的发展 徐传谌 张万成(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首先简述“经济人”假设形成过程，经过批判和修正这一假设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我国的经济学家界对“经济人”假设存在不同的认识，尤其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是否要承认这一假设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联系“经济人”假设和我国国有企业经理的选拔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等问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不但要承认“经济人”假设，而且要以之为基础，使之成为制定一系列制度的基本假设前提。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 国有企业 经营者选拔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其本身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现代经济学中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尽管观点立场不同，大多数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从这一假设提出开始，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指责，可以说这一假设是在批判和修正中发展起来的。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本身的讨论也是伴随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进程不断的得以深化，经济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承认这一前提假设，但是还存在很多的误解和偏见，本文对“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这一假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与发展 “经济人”这个命题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表述。在该书中，斯密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1] (P14)斯密认为，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则会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P27) 1844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中，提出了将“经济人”抽象出来的必要性和“经济人”的内涵，从而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穆勒等人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因此，在这里，“经济人”的利己本性发展为最大化原则。对于穆勒提出“经济人”的看法，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据丹尼尔·贝尔说，“经济人”这个名词最先是由帕累托引进经济学的[2] (P22)。帕累托提出“经济人”概念时吸取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并建立了“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帕累托的时代，已经比较系统地完成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看不见的手”的社会效果的论证。 可以说“经济人”假说从开始提出，所受到的批评和指责不断。自从它被引进经济学后，这一假说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的过程。 （一）对“经济人”利己性的批判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经济人”假定持完全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甚至认为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他的后继者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和克尼斯等人依然猛烈抨击“经济人”假定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他们认为这种假定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的作用，以致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希尔德布兰德认为，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出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苦乐主义”认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是最大快乐和最小痛苦，不仅个人的行为动力是自利，个人之所以会遵守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也皆渊源于此，趋乐避苦的自然本能也就为人类社会的有序状态创造了条件[2] (P116)。“经济人”更多地是遇到多目标的时候进行最优化选择的问题，对于人的多目标需要，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根据该理论建立起来的“经济人”最优化目标函数也是分层次的。瓦格纳曾经详细分析过经济动机，辨认出五种动机，其中四种为利己动机，一种为利他动机，并指出:即使这种利他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甚至使它消融为一体”[3]。 在批评者看来，“经济人”利己的动机没有办法解释现实中的利他动机和行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批评，后来扩展了“经济人”的假设，也就是使“狭义经济人”走向“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