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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印度的法律保障
美国、日本、印度三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及启示
影响教育投入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与国家经济实力有关,另一方面与教育政策有关。经济实力是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的物质基础,而教育政策则是引导和规范教育的投入与管理,使教育能更好地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处于摸索阶段,还不很完善;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和实践,无论是在经费投入还是在平衡地区间的差异方面,都建立起了适合各自国情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必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和借鉴。
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一般都是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只不过其承担的范围和比例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政治、财政和教育管理体制的不同,各国政府干预和投资义务教育的具体方式又有所差别。依据不同的政府投资主体,可以把当代各国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体制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集中模式、相对集中模式和分散模式,有的又称这些模式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和共同分担模式。所谓集中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中央或联邦一级的最高行政当局,韩国、法国、泰国、埃及均属这一模式。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提供的统计资料看,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希腊、捷克、匈牙利、土耳其等国也属于这一模式。在上述各国的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中,中央或联邦政府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投资比重较大,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均在53%以上。在某些典型的国家,如葡萄牙、新西兰和土耳其,中央投资达到100%。所谓相对集中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省、邦、州、都道府县等高层次地方当局。美国、德国、印度、瑞士、日本、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澳大利亚均属这一模式。在这些国家,高层次地方政府投资初等和中等教育占各级政府公共投资的比重,高于中央和基层地方政府投资的比重,一般均在40%以上。在某些国家,如比利时占到90%以上,德国为76%。所谓分散模式,是指一国政府义务教育公共经费的投资主体是市镇、县乡、学区及其以下基层地方政府,英国、丹麦、挪威属这一模式。在这些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占各级政府公共投资比重超过50%,成为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在一些典型国家,如英国占92.50%。[16] 但从总体上来看,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平等性、普及性,各国政府主要采取的还是以政府为主,相对集中的投资体制。本章以美国、日本、印度三个国家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国家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行介绍,主要涉及经费的来源和法律保障措施两个方面,以期从中获得裨益。由于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一般都是在二战以后,因此,本章所涉及的也主要是这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情况。
一、美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一)美国的法律保障措施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其行政辖区划分为联邦(中央)、州和当地三级政府,当地政府又包括:郡、市、县、镇或乡、学区和特区。州作为地区政府(regional levels of government),郡、市、县、镇作为当地政府(local levels of government )。根据宪法规定,基础教育属于州权,基础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当地政府。在美国,教育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另外,作为一个法制化的国家,美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教育法案和教育计划的出台而不断完善的。仅仅在1957—1958年间,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多达1500个涉及教育的议案,并且通过了几十项涉及教育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ce Educ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增加教育拨款至41亿美元以上。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帮助各州和地方社区建设和修缮中小学校舍,更新仪器设备。此举加强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并保证了教育条件的优化。该法是美国战后教育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美国历史上头一次以法律形式赋予教育至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1962年的《教育电视播放设施法》规定由联邦政府向公立中小学、各州教育电视机构及非赢利基金会等提供补助经费,建立和改善教育电视设施,联邦政府与这些部门的投资比例为3∶1。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Civil Right Act),该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黑人在选举和教育方面的权利。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初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该法案要求根据各学区贫穷儿童的数量分配资金,通过为小学、初中学生提供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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