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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摘要：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治愈，器官移植在当今已不是一种罕见的救治方式，但器官移植却会引起很多伦理方面的问题受到公众关注，本次研究就是针对器官移植所牵涉到的几个伦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首先来看我国对于器官移植的相关规定。我国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人体器官的捐献采取自愿、无偿的原则。对于活体器官的移植则仅限于直系亲属之间。 简单了解了我国的器官移植现状后，以下是我们主要讨论的三个问题： 一、“死无全尸”的死刑犯 死刑犯器官捐献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目前，关于死刑犯的器官所有权是否该得到尊重也成为倍受争论的伦理学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死刑犯是否可以捐献器官、死刑犯器官捐献的自主权是否该得到尊重又如何得到尊重。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国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会被希望死后捐出自己的器官，他们的器官所有全应当如何受到保护。我国目前在很多地方死刑的执行方式仍是采取枪决，这种行刑方式下，死刑犯健康的器官都是可以被应用于器官移植手术中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对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刑法研究专家陈浩然教授进行过访谈，他提到，死刑犯在行刑前会被建议签署一封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同意书。然而，这封同意书是否真的能够真实表达死刑犯的意愿呢？很多时候，他们劝说死刑犯签署同艺术的方式是采取期待可能的手段，暗示死刑犯如果愿意签，则可能会被认为该犯人有悔改之心，可能可以得到从轻发落的机会。但签署后，死刑犯仍然会被处以死刑，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在被剥夺生命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器官所有权。这种情况下，死刑犯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意愿而签署的，而是间接地“被签署”的，如何在保持死刑犯捐献这一主要器官来源和保护死刑犯的合法权益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是目前所要的到重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并未被执行死刑的囚犯，他们只是被剥夺了自由权，仍然拥有器官所有权，若他们希望将器官捐出，这样的意愿应当如何得以实现？ “2009年6月9日，尿毒症病人马启长在医院做完血透后仍满脸发黑。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哥哥马启征能捐肾给他。马启征也很愿意捐肾救弟，但身不由己——他尚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司法部相关规定不允许囚犯自愿捐献器官。一年前，同情马家的沙洋监狱曾就此向上级单位汇报。但一年过去了，仍未有明确结果，而马启长的病情已日渐恶化。”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事件？正是由于相关条例的不完善以及上述伦理问题的存在。 首先，我们需要在法理上明确：根据我国《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同时，第54条规定中规定的政治权利没有包括死刑犯捐献器官的权利。再者，死刑犯属于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但是知情、自愿是属于思想方面的自由，并无剥夺之说。从法理上，死刑犯满足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的条件，享有器官捐献的权利。 但是，对此存在的伦理问题则均有两方的对立，各有说法。其中一方，包括国内许多学者会认为，死刑犯捐献器官一旦被鼓励，其权利极可能受到侵犯，作为一派弱势群体，他们会可能在受到压迫、威胁的情况下被强制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即使没有被逼迫，如前文中所说的，他们内心也可能期待在签署同意书后能够被考虑重新发落，知情同意这一重要原则往往在死刑犯身上无法严格实施。我国在1984年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尸体器官利用的司法性文件《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但这部文件一直存在着许多漏洞，例如死刑犯生前签署了同意协议但死后家属不同意该如何、所有的规定该如何严格监管来防止灰色地带的产生。然而，其中另一方学者又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禁止死刑犯器官捐献（即使本人同意），任其尸体白白焚烧，不仅造成对他们生命价值的浪费，而且同一时间可能正有病人因为没有合适的器官而死亡，这从伦理学上完全不符合有利、不伤害的原则。相反，死刑犯器官捐献一方面缓解了我国目前器官供不应求的局面，另一方面尊重了死刑犯器官捐献的自主权，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当然捐献应当遵循一定的前提，捐献应该充分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其后器官的利用应当受到严格监管，在我们小组的研究过程中，经过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也发现高于90％的受访者支持死刑犯签署器官捐献协议是对他们权利的尊重。 伦理上的争议始终存在，各方都有各自的理据，但目前而言，是需要更好地针对死刑犯器官捐赠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执行过程，提高执行人员的认知水平，借此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潜在的伦理伤害。 二、脑死亡是不是死亡？ 脑死亡患者的健康器官与正常人的器官机能一致，是非常理想的器官移植来源，但由此引起的伦理问题争端也不少，最关键的就在于传统观念是否能够接受将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中国传统观念下，一个仍在呼吸仍有心跳的人怎么能说他已经是死了呢？这令许多人难以接受。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