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和工艺.docVIP

清代书法与工艺 清代书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彼消此长，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初书法仍承继明代帖学的余绪，代表书家为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致使清代前期董书弥漫书坛，为一般帖学书家顶礼膜拜。加上科举制度强调规范的书法，遂使“馆阁体”大为流行。清代中期，乾隆偏爱赵孟頫书体，推动了帖学的继续流行，但“馆阁体”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帖学更趋式微。这一时期的帖学名家有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另外，别具一格的画家书法亦有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书法家看到了帖学的日益颓靡，而开始提倡碑学，是为碑学书法的滥觞。清代中后期，借助金石考据学的学术成果，加上阮元、包世臣等人在书法理论上的倡导，书法家竞相以碑学为宗，碑学书法风气大开。碑学书法家努力突破帖学的樊笼，以借古开今的精神和注重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在篆书、隶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重要代表是邓石如与伊秉绶。 清代初期的书法 清代初期的书法仍延续明代帖学余绪，但面貌截然不同。一些由明人清的书法家主要承接的是明末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的书风，或虽不无董其昌影响却擅于脱化，以个性鲜明、直抒胸臆、豪放朴拙的行草书风擅名当时，重要书家有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但这一路书风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多数文人书法家则由于康熙酷爱董其昌书法，而将董书奉为典范，代表书家有所谓“康熙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鋐等。由于科举制度对书法的特殊要求以及求仕的需要，明前期的“台阁体”书法演化为此时的“馆阁体”而盛行开来，代表人物有沈荃等人。面对帖学书法的渐趋式微，清初已有一些书法家开始致力于汉碑，试图以汉隶的遒健朴厚纠正帖学书法圆媚靡弱的流弊，因此也出现了一些隶书名家，如郑簠、朱彝尊等。 王铎、傅山与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河南孟津人。与黄道周、倪元璐为同榜进士，人清后官至礼部尚书。他工古文、诗、书、画，书法于楷、隶、行、草诸体无不擅长，而以行、草书成就最高，终其一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索”，书学积淀甚厚。他的行、草书宗法“二王”、米芾等人，把这一路尺牍书法拓展为巨幅大轴，用笔或方或圆，时见折笔顿挫，结字奇崛险茂而富于变化，章法恣纵错落而不失法度，笔势连绵流畅而大气磅礴，于秀逸婉转之中追求刚健豪迈、苍郁雄畅的“气骨”。作品有《行书诗翰四首卷》、《草书杜诗卷》、《临古法帖》等。 傅山(1607—2991684年)，字青主，号真山、石道人、松桥老人等，阴曲(今山西太原)人。明亡后，着朱衣、居土穴，自号朱衣道人。他与八大山人都是著名的遗民书画家，也以行草书擅名，在书风上与王铎一样都追求“气骨”，强调直抒性情，傅山还明确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观。他兼擅篆、隶、楷书，从二十岁左右即开始临学晋唐楷书，后来因为得到赵松雪、董其昌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仿并能乱真。但很快他又意识到此种方法容易使书法坠人软美浅俗一途，因此改学苍劲浑厚的颜体，终于自成一家。作品有楷书《逍遥游》、隶书《七律四条屏》、行书《丹枫阁记》、草书《高适五律》。其行、草书用笔之纵横遒迈，结体之宕逸浑脱，情感之狂肆真率，风格之古拙苍劲，无不是其审美意趣的体现。 八大山人的书法筑基亦广，虽然受董其昌影响，但因不同时期师承与心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面貌。他善用秃笔、藏锋，与其绘画一样，非常讲究章法布局，其行草书的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白疏匀，字字独立，大小疏朗有致，书风或怪伟峭拔，雄健恣肆，或简静沉着，圆浑古淡，作品有《草书联》、《河上花图卷题跋》等。 帖学诸家与馆阁体 清初帖学书法的主流风格浸淫于“二王”直至董其昌流美灵秀娴雅的书风之中，没有更大的突破，书坛最为流行的是所谓“馆阁体”书法。“馆阁体”追求“乌、方、光”的书写效果，字如算子，端正拘谨，千人一面，缺乏个性，没有生气，致使帖学书风日趋靡弱妍媚。皇帝对书法的喜好，导致了从学子到官吏无不以工书为尚，以能书邀赏，书家遍及朝野，代表人物是康熙的书法老师沈荃。沈荃(1624—1684年)，字贞蕤，号充斋，华亭人，顺治年间进士。他擅长行楷，出入米芾、董其昌，所书端正严肃、雍容娴雅，然而缺少变化。康熙御制碑版、殿廷屏障、御座箴铭等，多命沈荃书写，名盛一时。 清初著名的文人书法家以“康熙四大家”为代表，他们虽能于馆阁体帖学中有所变化，但仍受帖学局囿气质柔秀，面貌相类，缺乏刚健的风骨和强烈的个性。笪重光(1623—1692年)，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江苏句容人。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何焯(1661—1723年)，字屺瞻，号义门，江苏苏州人。汪士鋐(1658—1723年)，字文升，号退谷，苏州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