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教育对现代文学教改启示.docVIP

后现代教育对现代文学教改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技能及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曾经是备受瞩目的显学，也深受师生们的重视与喜爱。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环境的巨大变化，不断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心态，由此带来了对现代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认识的变化。现代文学逐渐风光不再，不断出现的问题使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这些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如何摆脱困境、应对挑战，成为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焦点，学术界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问题与困境 （一）时代的变化对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文学教育在商业化社会环境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首当其冲的，是学生精神面貌和追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不再把丰富和扩展自我的精神、深化自我对生命的认识和体验放在求学的首要目的，而是非常现实地把大学教育当做谋求生存，谋取物质利益的手段。因此，文学课逐渐在各种能够发挥就业效果的证书面前黯然失色，学生们对现代文学课逐渐热情不再，他们为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等殚精竭虑，却不愿意花时间去厘清文学思潮、分析文学现象、阅读文学作品、理解现代文学大师们深刻的思想及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学者李怡所指出的：“对教学的挑战，除了目前教育体制的原因之外，其中相当大的力量则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程最基本的接受者广大的青年学生，应该说这样的力量是更令人忧虑的，因为来自接受者的阻力便是来自未来的阻力，通向未来道路的梗阻是最可怕的。”[1] （二）大学教育的改革，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空间日益狭小 这主要表现为课时数的减少，给教学带来捉襟见肘之感。大多数高校目前正面临着由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学科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重构和整合。在此指导思想下，中文学科过去的专业框框和传统逐渐被打破，大量交叉学科的基础课增加了，而学生时间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现代文学的课时被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往往在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线索、灿若群星的作家与恒河沙数的作品的时候，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既兼顾文学史的线索，又兼顾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于是，即使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家如老舍、沈从文、巴金、曹禺，学习的学时安排也相当有限；而其他著名作家如萧红、废名、林语堂、钱钟书、穆时英、李劼人等往往只能作一个简单介绍。这样的现代文学课变相地成了“现代文学述略”，学生接受起来更是粗枝大叶，理论似是而非，线索模糊不明，既无法分析文学现象，也缺乏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 （三）现代文学教师拥有研究者和教授者双重身份，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温儒敏曾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本来就和大学教育息息相关，从业人员十之八九都是教师，其成长理当彰显教学的“主业”地位[2]。但是，在大学老师的职称评定上，却是把科研作为硬指标与教师的职称晋升挂钩，注重教师撰写学术专著及论文的情况，却很少注重考察教师的教学效果，教研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对于在现代文学教学活动中，教什么，怎么教，效果如何？这些重要的问题，却被相当多的现代文学教师忽视了，更有甚者仅是为了应付教学任务而上课。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模式中，一成不变的依然是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三段式教法（作家生平及社会背景，作品的内容，艺术特色）充斥课堂，教师们沉迷于满堂灌的课堂讲授，教学方法拘泥于“告知式讲授，接受式学习”。学生们则越来越养成了依赖教师讲授的习惯，不再有主动学习的热情、独立思考的积极性，于是理论空疏，课外阅读量小，视野狭窄，写作能力不强也就在所难免。结果不仅学生的专业基础不够扎实，更缺乏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及创新的能力。 二后现代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启示 后现代教育思想与20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紧密相关，它的异军突起，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重视个人选择和参与，崇尚创造性、差异性、多元性等。具体而言，就是强调“去中心化”，破除科学中心主义，破除在现代教学中教师和课本的权威地位，从而在师生之间构建平等、互动的关系，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倡导“对话”的教学方式，根据美国后现代教育学者罗蒂提出“对话理论”，即要求对话者平等、开放、富有创造性，具有多元价值观[3]，鼓励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提倡因材施教，从而使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教师和学生之间互惠式而不是从前那种传授式和控制式逻辑衍生的教学关系”[4]；尊崇“差异性”，不强求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全面发展”，而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追求“个性发展”，因此教学不能把学习者视为单纯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