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文体启蒙精神.docVIP

周作人散文文体启蒙精神作者：陈玥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周作人研究中，一般会以1928年为界（这一年发表《闭户读书论》），将其散文文体分为“抒情言志体”和“抄书体”两种，后一种抄书体在抗战时期又发展为一种“笔记体”。无论是哪一时期的散文，都具有自成一家的独特风韵。他前期的小品文从寻常的生活意象入手，表达自己的志趣和情怀。后期的“抄书体”文，因抄书成分过重，各家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两个时期的文体风格差别之大，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从周作人散文文体的变化可以推演出两条暗含的脉络，一条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始终提倡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把散文的写作原则建立在强调张扬个性的“知识”与“趣味”和注重表达个体“真挚”的情感之上；另一条则是“苦味”的每况愈下，愈演愈烈，并在“笔记体”中发挥到极致。 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对其作品的文体风格是最好的诠释，思想永远是隐藏在文字表面下更深层次的个性呐喊。无论哪一种文体其实都是作家思想的一种浅层映射。因此，对于他文学思想的梳理确是必要且切实的，并且应当放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之下。纵观周作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到由“三民主义”引发的启蒙思潮；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到复辟与反复辟的傀儡之战。周作人从青年时期感伤的忧国忧民中提炼出自己的救国主张和文学主张。从文学论，他在中国这一的转折期担当起时代的弄潮儿，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倡导“人道主义”的文学。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学主张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要为革命斗争服务。但过于夸大文学的政治斗争作用，使文学沦为工具，浸染“功利主义”色彩。这与周作人固守的文学主张背道而驰。他认为，文学的使命在于“阐述时代精神”、“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 文艺的功用宛若一颗豆子与读者结缘，文学的使命更多的是以文艺的方式尽可能地削弱民众思想上的寂寞与空乏，使民智开化、进步。总的来说，“虽非实用而有远功”才是他理想的文学的“社会距离”，融合“知识”与“趣味”的教化民众，启迪心智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lt;导言gt;》中，他将“载道”与“言志”对比而论，言志派文学是一种即兴文学，言自己之志；载道派文学是一种赋得文学，载他人之道。左翼文学便是他所谓的“载道”文学，批判载道文学的附庸媚态，维护自己“人的文学”的园地，突出个人的主体性，坚持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人们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是“闲适”、“平淡”，这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抒情言志体散文，周作人自己却不以为然。其撰写的《自己的文章》可以说是最好的反驳，并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文章的看法。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闲适，也是说得不对的”。就像他说的，“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地关注民族的命运，感时忧国，“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表现出的则是一种“苦闷”和“忧郁”。 对于自己的国，他一直是饱含着深情“上下求索”，他把自己称作“寻路的人”，然而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看到改头换面的中国社会依然是那番萧条景致，国民劣根性并没有遭到丝毫的破坏，心里已然不是“怒”那样简单，一边诅咒着那些觉得“光着膀子挨刀真有意思”的麻木的民众，愤恨地说着“奴性天成的民族是亡有余辜”的气话，一边在悲哀中挣扎着。对于民族的悲观情绪早已同忧患意识一起深深扎根于周作人的心中，从他的身上便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寻求民族觉醒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对于民族的悲观使他深感“教化之无用”、“文字之无力”，在北平的苦雨斋里“闭门读书”，这也许是他找到的另一条出路吧。然而《闭户读书论》中的那句“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往往会被断章取义，拿来作为他早有附逆倾向、消极度日的证据。这是不严谨的，周作人在讲这句话的前提是“从头就不烦闷。”但如果“有了烦闷”就要“用方法消遣”。“闭户读书”是他找到的既不“用钱”、也不“用力”的方法。而所说的“烦恼”不就是有感于“教化之无用”的苦涩，对于虚空的世界和狂妄愚昧的民众所生发的失望之情吗？从闭户读书开始，周氏张扬的文学观也收紧羽翼，孤照自审，变得更加内敛、含蓄。文体风格自然要从“抒情言志体”转变为更加含蓄的“抄书体”。而“抄书体”无非是他深层次的文学主张所外化的一种“文学变体”。 “抄书体”最大的特点是通篇引文连缀，周作人自己的话却很少地穿插其间。尽管抄书的内容占据文章的大半，却有“六经注我”的意味，抄书的心态更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周作人对自己这一独创的新体做过如下的阐释：“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①。因此，这种有选择地抄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乱征引，而是为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服务的。那些被征引的古书也已不再是“死书”，而是替作家代言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