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经学多变社会文化成因.docVIP

廖平经学多变社会文化成因作者：刘平中 廖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后改名平，字季平，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清）四川省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南皮硕学张之洞考学四川，从废纸篓中拣出廖平答卷，破格拔为府学第一，牌调入省城尊经书院肄业，并亲自指点其研治声音训诂之学。湖湘学巨擘王闓运主院尊经书院，首倡治学先明读书之法，主张治学需从研习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文选》入手。廖平勤学善思，颇得王闓运赏识，屡为指点，故最得王氏公羊学之精髓，深谙今文经学治学的理路要领。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因不喜外任为官，自愿回川任龙安府教授。民国初，曾出任成都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有年。因患中风，手足麻痹，遂退居乡里，以口授书育徒为事。民国二十一年(1932)卒，享年八十一岁。 廖平被称作清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生平治经最主“善变”，曾自谓：“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至十年不变，而更为弃才矣。然非苦心经营，力求上进者，固不能一变也。”[1]提出为学不但要善变，还要屡变、多变，变古变今，甚至不惜自我否定与驳难，并提出了三年、十年为界限的阶段性“变学”要求，以在变化中求得自我解放、学术真知和经学自身的发展。一生“经凡六变”，其学从“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的经学集大成者，变到后来的“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2]的诡异荒诞境地，个中原因固然颇多，但主要原因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一、晚清空前的社会危机与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刺激着经学大师廖平不断变换治经的目的旨趣 两次鸦片战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刺激着人们开始反思那套延续了千百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纲常及其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可靠性与现实性。特别是想仅通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技艺即可富国强兵的愿望再次落空后，转而从儒学内部检讨造成积弱积贫的思想与学理原因，寻求解救社会危难的思想良药，成为儒学经师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在“通经致用”、“变古求解放”的时代学术背景下，廖平以“变古求解放”为逻辑基点，苦心经营，矢志不追求，实现了他从治经到治弊再到谋求治万世之法的“六变”过程。从“平分今古”的一变到“尊今抑古”的第二变，实际上是他在时代巨变、社会危亡的现实感召下，从纯粹的经学研究层面向托古改制以建立新型政治理论体系的政治学理层面的主动跃升，体现了他“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治学意境。第三变讳言改革，专说疆域的“大统小统”，无疑是张之洞“贿逼”后的不得已选择。“前三变”之间虽互有矛盾，但并未突破从经变中寻求解救社会危难的范围，在经学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故梁启超评价其学“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3]。肯定了他作为当之无愧的今文经学集大成者的时代地位。“后三变”沉迷天学人学，将儒、佛、道、诸子百家通同混一于“孔经儒法”，甚至将西方“所有机械、技艺、农林、商贾各学、言语、文字、算学，皆统一于六艺”。[4]终因“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5]而陷入狂悖无据、“至不足道”的臆说泥潭。但他“尊孔尊经”主动维护传统思想学术的应有地位，不断自我否定以顺应时代潮流，寻求解困治世之道的通过治学以治世的积极态度，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符合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谋求经学的自身变革以求解放，顺应学术因应社会需求的时代特点是廖平经学“六变”的必然选择 廖平幼年曾“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自经张之洞为学必求其根柢的提点，聪明心思为之一变，遂专意于“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之书”。后受业于尊经书院掌院今文经学家大师王闓运研治《春秋》，使他抛弃汉、宋学问，转而投身今文学的治学生涯。晚清以来，奢言心性的程朱义理之学早已于世无补而沦为经学末流；乾嘉考据之学也因泥于破碎，缺乏体统大义而衰微不堪。因此，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冲击下和人心思变思新的大环境下，泥古不化，远离社会现实需求的经学已经到了不变革求新就不足以存续的地步。廖平抛弃汉、宋学问转而研治今文经学，正是基于他对早已乏善可陈、深陷自身发展困局的晚清经学现状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深入了解。而今文经学旨在探求微言大义、务求“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不仅适应了晚清经学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而且与急剧变革条件下学术研究须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暗合。廖平通过对经学自身的不断内求与考索，以礼制“平分今古”一举解决了今古文之争的千古疑难，“尊今抑古”直接启迪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将晚清今文经学运动推向了新的历史高潮。廖平从“经学变古”的角度审视经学自身矛盾与问题，以变求新求发展，打破了晚清经学发展乏力的历史困局，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局面，集中体现了今文经学“学以致用”，服务社会需求的理念。康、梁维新变法的彻底失败，使廖平认识到必须变更“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