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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翻译形成社会文化要求作者：陈早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 1813年，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次演讲被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看作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具体说来，异化翻译法包括以下特点：（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1]近来的翻译研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grave;Lefevere）编撰了关于德国翻译传统的专著[2]。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欧陆的三种翻译类型，[3]即(1)出发语原文至高无上，翻译或者作为学术活动，例如圣经的翻译，或者作为鼓励读者回到原文的工具；(2)译者高度自由，可以选择、改编原文，只把译者希望主观传达的内容传递给目标语读者；(3)翻译通过特意营造的陌生性，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即施莱尔马赫的理想。此外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将异化翻译理论单列成章，名为“Nation”，其中回顾了它兴起的历史及对英美文化的影响。以上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起源于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念，在以英法为代表的众多归化翻译理论中独树一帜。本文试图探讨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翻译理念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经济落后、小邦割据，全国四分五裂，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呈现出异常的参差错杂。东普鲁士还残存着农奴制；西德意志从17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势力之下；1806年，拿破仑攻入德意志，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引起德国人民强烈的反法情绪，在这种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愿望下，德国发展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民族主义。不同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的民族主义的原始意义，在德国，人民、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概念取代了英国民族主义中的公民权、个人自由、宪政民主及有限政府。这种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法国抵制的结果，同时反对启蒙思想推崇的理性至上。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复兴德国民族精神”的口号，也恰恰是国家支离破碎、缺少民族自信的折射。追寻民族意义，探求民族使命，强调个性和情感，德国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交相辉映。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其著作《论文学》（1800年）和《论德国》（1810年）中，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弗朗兹博厄斯在其著作《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认为：““民族主义”一词含义模糊。它被用来表示团结的感情，以及作为公民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感情。它也用来指一个民族的渴望，即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统一而感觉它的文化一致。”[4]50“德国的爱国者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所有操德语的人民的同盟帝国而奋斗不息。语言和民族常被视为是一致的，这是从语言社团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情绪价值，并通过思想、情感和活动，通过政治权利意识和对本群体生活的独立控制权的渴望得到加强。”[4]57-58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视，根源于深沉的、甚至是激情式的民族情怀。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力图挽救本民族自信的同时，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怀有一种敏感的宽容，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是对法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也是弱小的德国追求平等过程中必然怀有的小心和谦虚。威廉亚当斯在其著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中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英法强大的国家力量和稳定的君主统治，使其进步论思想家倾向于以社会和政治术语思考进步的概念；而同时期弱小、分裂的德国，不能为德国思想家提供政治意义上稳固的社会基础，但是用艺术、文学和哲学上的辉煌成就开辟了另一种对“进步”概念的解读方式，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最基本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机制，而是其思想和表达模式。他们认为每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应该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去被研究和领会每种文化首先必须理解为是其自身特殊历史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德国人不仅仅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着迷，也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引。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去发现共同的特征，相反，是去发现每种文化的独到之处，他们称之为Geist。”[5]8 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其兴起同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