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与古典文学发展.docVIP

新人文主义与古典文学发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宓是倡导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学者之一，然而，与其对现代文坛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人们对其研究却显得还不够深入。本文在考察其与白璧德思想关系的基础上，从影响的角度入手，以期揭示出吴宓文学观的内涵与特征。 一、吴宓对白璧德模仿论的接受 吴宓非常强调模仿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认为“模仿”有三义：首先，“模仿”与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机械的“模仿”不同。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喜欢搬弄大量根据外在的东西建立的概念，而不是那些根据自己的典范在实际的工作中极其需要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概念。这样，伟大的古人可以教给任何一个想以正确的精神接近它们的人的关于形式的教训，现在堕落成为形式主义了。”［１］１３其次，真正的模仿应该是模仿事物应该具有的情形，模仿事物的本质。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捍卫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学说，强调艺术家应该模仿事物应该具备的情形，而不是事物目前的情形。诗人不应该仅仅向人们提供典型的人的行动，“他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理，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理。 这个真理应该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情形，清除了那些反常和怪异的方面，以至于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代表性”［２］１０。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并没有将诗人固定在习俗和传统主义的窠臼之中，相反，它给予了诗人选择更高、更神圣的标准的自由。借助于这种自由，人们在进行各种努力的时候会更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三，创新并非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创新，真正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模仿和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他在《论创新》一文中认为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古典艺术，都没有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创新。“新古典主义以“典型”为名扼杀原创性、限制创作冲动”［３］１４３，而现代艺术又过于推崇“原创性”。他指出：“真正的创新是艰苦的生发过程，并且常常以深深扎根以往文学的方式来获得而不是失去什么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与传统决裂的人在其实只是无知和自大的时候反而会认为自己具有原创性。”［３］１４８因此，他主张以批判的、实证的态度去模仿传统。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这些观点，认为文章的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传统，离不开“模仿”。 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吴宓细致而充分地论述了模仿和文学的关系，以此来反对新文学革命阵营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猛烈攻击。首先，他认为作家必须经由模仿才能达到创新。“文章成于摹仿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４］。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需要模仿他人。其次，吴宓认为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也只是模仿对象转移的结果。他说：“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代，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４］他指出即使是中国的新体白话诗，也并非是一种完全的创新，它实际上也是学习美国自由诗之后的一种模仿。因此，文学的变迁也离不开对其他文学家或者其他民族文学的模仿与借鉴。 当然，在处理模仿与创新的关系的时候，吴宓和白璧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吴宓过于强调时下文学对传统的模仿，没有像白璧德那样在强调模仿的时候也同时推崇创新。因此，他的模仿论缺乏了辨证的色彩。不过，在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背景下，他主张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新文学阵营的偏激态度也起到一种制衡作用。 二、吴宓对白璧德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接受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属于文学批评中道德伦理批评范畴。白璧德认为整个世界上人的私欲极度膨胀，只有用鼓舞向善的意志对“自我”进行克制，世界才会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作为一位关注现实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重点批判了对人性进行歪曲和夸张的各种文艺思潮。 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对浪漫主义展开了深入分析，认为“卢梭的审美浪漫主义所鼓励的特殊的幻想形式就是对素朴生活的梦想，就是返回从未存在的自然”［１］６８。他认为传统最为清晰地表现出了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个永恒不变的人性无疑是和谐的，是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从永恒的人性入手，他对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进行批判，认为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是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而来的，没有反映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他批评批判现实主义夸大了人性的恶，“想象仍然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仍然在竭力挣脱现实，只是其理想主义经历了一种奇怪的演变。它没有夸大人性的可爱，而是夸大了人性的丑”［１］６５。 白璧德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均偏离了正常的人性。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上述思想，并以此来抨击新文学阵营盲目引进西方文学的做法。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１９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