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学与岭南文学联系和区别.docVIP

江南文学与岭南文学联系和区别 岭南自古偏居一隅，文化相对落后。但从明初开始，以孙蕡为代表的“南园五先生”(另四人为王佐、赵介、黄哲、李德，又称“南园五子”)在广州南园结社唱和，开创岭南诗派，一跃而成为当时国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①［1］，对岭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建立起了岭南文学发展的自信。欧大任在《潘光禄集序》里甚至说“岭南五子”“轶视吴中四杰远甚”。其次是确立了岭南文学的传统①［2］。 岭南后世稍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多集于南园，如明中叶欧大任等5人重修南园诗社，明末陈子壮、黎遂球等12人复集南园诗社，清末梁鼎芬、黄节等8人重开南园后社，上述诸家皆为一代翘楚;且每以“南园后五先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梁有誉还是明代复古派的“后七子”之一)、“南园十二子”(陈子壮等12人)、“南园今五子”(李洸、熊润桐、曾希颖、余心一、佟绍弼)等相称，以示文脉相承。岭南文学，自此渐由附庸蔚为大国，如康熙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说:“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3］当代文史大家谢国祯也说:“广东地方虽然僻远，但文化极为昌明。在崇祯间，陈子壮、黎遂球、陈邦彦、欧必元等人，以文章声气与江南复社相应和。”［4］探溯这一光辉的文学传统，我们发现与宋濂甚有渊源，并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岭南文学与江南文学的渊源。 一、何真及部将高彬与宋濂 先从四库全书《广东通志》卷六十《艺文》中的一篇宋濂的佚文《何氏义田遗训记》②［5］1639说起。 文说:何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广之东莞，至公始迁惠州。初授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东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显荣之盛，由于先世，既于东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复与弟迪谋悉以其先所遗田捐入以祭其祢祖。公犹未惬于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为义祠，并有所私之田百余顷为义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学也，有塾以教之;恐族人不能立也，有粟帛以赈给之，嫁娶葬祭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养之;惧其久而或失其意也，为书以训之，俾嗣弗坏，而来请记于余。何真是广东人，从出生到成长及至后来割据一方，均在广东。洪武元年(1368年)，岭南“和平解放”，何真率部归顺明朝。这无论于朱元璋拟或岭南地区，都是一件具有丰碑意义的大事。揆诸当时的形势，朱元璋虽然征服了长江流域的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但元王朝实力尚存，如其军师刘基所言:“王保保未可轻也。”整个西南边陲当时也尚在元室手里，所以黄佐说:“方是时，操斛扬舲之夫，甫统乌合之众，即称帝称王，盖不特张、陈而已。使其为尉佗之业，夫谁能禁之?”［6］《明史何真传》也说:“时中原大乱，岭表隔绝，有劝真效尉佗故事者。”这一点，朱元璋在何真归顺之后的褒赠之词中也说:“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窦融、李勣之属，拥兵据险，角立群雄间，非真主不屈。 此汉、唐名臣，于今未见。尔真连数郡之众，乃不烦一兵，保境来归，虽窦、李奚让焉。”(《明史何真传》，四库全书本)这等于是间接地予以承认了。所以，朱元璋虽派廖永忠大兵压境，但何真是以逸待劳，无论胜负如何，至少是双方都会付出惨重代价。 这样一来，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时间将被大大延滞。 更令人不愿看到的是，整个江南与岭南的老百姓，将为这场战事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果难以估量。 何真的可贵和不俗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赳赳武将。《明史何真传》说他“尤喜儒术，读书缀文”。他稍有势力时，即开府辟士，与文人儒士交往，明初岭南诗派的五大家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皆受礼遇。而这些文人儒士，从文学发展以及儒家的民本立场出发，是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 何真审时度势归顺朱元璋，就颇受这些士人的影响。 据《明史孙蕡传》，其归顺朱元璋的降表，“曲尽诚款”，即孙蕡所拟。前此明人黄佐在《广州人物传》中对此大加赞扬:“(廖)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蕡之力也。”［7］ 何真所带来的和平，对于岭南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南园五子的交往及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其有相当关系;其次，避免了战乱，为广东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黄佐所言“元末大乱，豪杰云起，锋镝连海峤，血肉渥草莽，独我南海，赖何真保障，得以奠枕无虞，其功伟矣”;第三，客观上促成了岭南地区长期由地方豪强向士绅治理的历史转折，为岭南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8］ 还要指出的是，何真归顺以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一心”。正如他在诗中所言:“鼎沸图存仅十年，平生忠义在安边。英雄不学万人敌，方寸长悬五尺天。宣布曾分南国政，贤劳敢咏北山篇。真心独有松堪比，臣节惟应老更坚。”［9］他的这种坚定的心志，与孙蕡等昔日同乡幕僚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任山东行省参政时，孙蕡就投诗劝勉:“皇风来播南陲日，开府兼持将相权。